华子

不是天官下凡，禄福寿就是一普通人，说到底，他就一黄包车夫。

禄福寿最后是患癌症死的，食道癌。可他不想死，尽管早前活得也不滋润，时不时还得被拉出去批斗，但他仍然希望活着。于是就吩咐他的聋子老婆，每天去菜场买二两重的小甲鱼，放在脖子上冷敷。据说这是治疗癌症的偏方。

禄福寿高个，满脸的络腮胡须，常被孩子们唤作“胡子爷爷”。夏天的时候，他喜欢赤膊穿一件棕色的拷皮衫。浑圆的腰际，一条黑色的皮带连着腰包。一把油纸扇从不离身，即便是在冬季，仿佛这扇子是他标志性的道具。他被批斗的原因，据说是“特嫌”，就是特务嫌疑犯。不过说起这“特嫌”的帽子，倒的确有些故事。

1947年的秋天，杭州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政治事件。浙大学生会主席于子三从武汉回杭时，被军统特务秘密逮捕于延龄路上的某旅馆，三天后被处决。当时，从城站拉他去旅馆的黄包车夫就是禄福寿。说他是暗杀于子山的凶手，确实有点勉强，但他毕竟参与了整个事件，似乎角色还很重要。其实当时他连军统外围成员都算不上，充其量只是个街头混混。只不过那天有人出两块大洋约了他的车，让他秘密去城站接一个人。把客人送到后，再将客人的落脚点告诉约车人，就这么简单。于子三被暗杀的消息，他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因为学生们开始了大规模的游行抗议活动。

解放后，禄福寿依然是个车夫。公安对他的历史也审查过无数遍，的确不是军统特务，就没再深究。但因为这层原因，讨老婆就有点困难了。这时候有人撮合，一耳聋女子死了老公，带着7岁的儿子要改嫁。于是，禄福寿现成做了爸爸。

很快十几年就过去了。儿子成人后就离开了继父，成家立业；禄福寿也逃过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镇反”运动和六十年代的四清运动。至此，他以为政治风头算是躲过去了，从此不必夹着尾巴做人。于是说话行事都有些飘飘然，嘴巴上的门闩渐渐掉了下来。那时，人力车工会就在他家隔壁，每天总能见到他捧着紫砂茶壶在里面吹牛。祸从口出，那是一点不假，等他后悔的时候，晚了。

“文革”那些事我就不说了，反正不死也得掉层皮。我是个60后，接触到胡子爷爷的时候，他已经被改造过N次了。这人不嗜烟酒，独好茶。有时候还有点路见不平的英雄豪气。他那辆黄包车是我的最爱，每天不上去折腾一番，仿佛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

我家与他家就隔了一道薄薄的木板。有时候他晚上睡觉的呼噜声，我都听得清清楚楚。不过这些都不是我最深的记忆。最让我难忘的是，每年的清明他都要放下生意，去凤凰山扫墓。有那么几回，我赖在他车上不下来。没办法，他只好带我一起去。当初年纪小，也不知道他在给谁扫墓？直到初中的时候，学校团委组织我们去于子三陵园祭奠，我才发现，车夫当年是在给烈士上坟。怪不得每次都见他头磕得咚咚响，回去的时候额头上还留着一大块瘀青。

车夫临死的时候对亲人说：“我想活着，是因为明年我还想给他上坟。”

当时我们都不理解那个“他”究竟是谁？等明白了，他已作古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