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梓（诗人，兼写散文，自称西北茶客）

有一年，甘肃诗人雪潇下杭州，我在人头攒动的城站火车站一接上他，他就催着要去胡庆余堂。一个北人到了杭州，第一个要去的景点不是碧波潋滟的西湖，也不是野逸之气十足的西溪，竟然是中草药味的胡庆余堂。这真让人想不通摸不透。后来才知道，他听曾在杭州进修过几年的画家朋友张应生多次说起胡庆余堂大厅里煮熬中药的那口锅，遂心生好奇。其实，杭州有不少古代中医的文化遗址，除了胡庆余堂，还有张同泰药店。张同泰药店自张梅创建时立下“悉遵古法，务尽其良”的祖训后，几经人事变幻，但其秉承的中医精神从未变过，这大抵是其至今生意兴隆的秘诀之一吧。

在张同泰药店的发展谱系里，有一位掌门人叫张鲁庵。他在继承祖上家业的同时，还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印迷，藏有不少印谱。其中，最珍贵的当属成书于乾隆十五年（1750）的原钤本《讱庵集古印存》。稍有点文化常识的人就知道，讱庵者，堂号也。果然如此，他是汪启淑的号。汪启淑于乾隆年间任官部郎中，号秀峰，又号印癖先生。他癖印如命，有友赠诗给他，是这样写的：“吴下梁园迹已陈，飞鸿堂上惯留宾”。诗句以西汉梁孝王刘武与司马相如、枚乘等人的交游引出汪启淑与丁敬等印人的雅集酬唱。他不但喜欢印，而且请人藏印，于是有两册印集行世，一册是《飞鸿堂印谱》，以求人治印为主，另一册《讱庵集古印存》，多为所藏古印。世事流转，《讱庵集古印存》最后被张同泰药店的老板张鲁庵所藏——他们的名字里都出现了一个庵字，莫非，这是冥冥之中的造化安排？张氏临终之际，将印谱捐给西泠印社，算是给它找了一处妥帖的藏身之地。关于这一点，我在2014年7月17日的《杭州日报》上读到了这样一段话：张鲁庵辞世后，其夫人叶宝琴遵其遗嘱，“将其平生珍藏的历代印谱、孤本凡433种近2000册，秦汉铜印及历代名家刻印珍品1525方，全部捐献给国家，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并在捐献书上特别提出“建议杭州西泠印社妥为保管”。

《讱庵集古印存》里，有两方与茶有关的印，一方是“沦茶山人”，另一方是“茶癖”。

“沦茶山人”印，朱文，圆形。“沦茶”者，可否理解成“沦陷”于茶而不可拔？不得而知。至于“山人”，乃自谦之辞，古代以“山人”自居的人多得是。从印文看，此印当为一枚隐逸者私藏的闲章，传达的是一种与茶相依、与山岚相伴，远荣利安贫素的处世哲学。

“茶癖”印，方形。所谓茶癖者，大抵是始于痴迷以至成癖的境地。人无癖，不可交，一个“茶癖”之人自然是可交之人。只是我不知道自称茶癖的人，在日常生活里会是什么样子？不过，在古书里倒是碰到过这样的人，煞是可爱。明代的时闻龙在《茶笺》里谈及他的好朋友周文甫，此人“自少至老，茗碗薰炉，无时暂废。饮茶有定期：旦明、晏食、禺中，餔时、下舂、黄昏、凡六举”。如果说周文甫的茶痴程度还不算最高的话，那冒襄在《芥茶汇抄》里提到的“吴门七十四老”之一的朱汝圭，每天从早到晚不是洗涤茶器，就是口里念念不忘茶之香味，就连走到大街上都会告诉陌生人，茶有多香。这样的人，大抵算得上是茶癖了吧——这样的茶癖在古代又叫“甘草癖”、“苦口师”。此语典出陶毂的《茗录》。除此之外，明代的福建人徐（火+勃）写过一册《茶癖》，专记蔡襄与茶的逸闻轶事。

《茶癖》一书，我在孔夫子旧书网里找过好多次，无果而终。想想，也是挺遗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