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暄民

把账都算在“一切向钱看”上？

年前，我去北京拜访一位大藏家，一进他家门，还没坐定，他就向我抱怨起来，“现在有些画家一切向钱看，缺少了最起码的职业道德……”“怎么啦？”我看他尚在气头上，故意用调笑的口气缓和一下气氛，“人品不好的画就不收它！”“是啊是啊！”他很赞成地点点头“早知道他这样，我绝不买他的画了。二十年前，我一次订购了他几十幅呢！”他打开话匣子，一吐为快“有一画廊老板好说歹说地求一幅装门面，不料今天拿回来说，那画家不认可是他画的。我明明从他家拿的，现在竟然说不是他画的，您说现在还能玩收藏吗？”

他说着说着火气越来越大。我只好安慰他说，“可能他认为早期的不成熟，认可了会影响眼下的声誉，还有早期卖你的价太便宜，认了会影响目前的市价。”话虽这么劝他，但此事在我心里翻起了阵阵涟漪：有人将类似的风气归咎于改革开放的政策，把账都算在一切向钱看上。认为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造成现在一切向钱看的现象，也不会产生那么多为钱而书为钱而画的艺术家。

对此，我不敢苟同。书画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他们要生活要创作，谁也离不开钱，活跃在清康熙末年至嘉庆四年罗聘去世，前后近百年的扬州八怪，也大多以卖画为生，他们要生活要创作都离不开钱，但钱并没有蚀没他们的艺术成就。远的不说，就说民国时期的书画家，如吴昌硕、齐白石。他们作画写字都有明码的润格。据《吴昌硕年谱简编》记载“从1909年始至1916年，先后订过三次润格，”其中标价非常清晰：4尺2元，5-6尺2元5角，8尺3元，过8尺另计。齐白石更是不齿于卖画要钱，1920年他定居北京后，在客厅里一直悬挂一张润格告示“卖画不论交情，君子有耻，请照润格出钱”同年另有一张告示“花卉加虫鸟，每只加10元，藤萝加蜜蜂，每只加20元，减价者亏人利己，余不乐见。”看来都离不开钱，但钱都没有毁了他们的艺术造诣，也没有降低他们的艺术高度。

余任天以新作赠藏家

再拿当代艺术大师、被治学严谨的沙孟海誉为“四绝压群伦”的余任天先生为例。余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在杭州平海路开了一家金石工作室养家糊口兼创作诗书画印。他也订过明白的润格，用现在流行的话说，也有不少他的粉丝去求购过他的画，他的字，请他刻过印。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天，我在横紫城巷他的蜗居中见到了动人的一幕，至今记忆犹新：暮春时节，那天午后，他躺在旧方桌（兼画桌）的躺椅上和我聊天，说“昨天刚作了一首诗，头两句是‘小院种花风日偏，春来颇觉绿鲜鲜’，是用院子的院好还是园林的园好？”我说应该用“院”，因院可大可小，而先生家院子不足10平方米。他笑着点点头，此时进来一位中年人，低声称呼着“余先生好”，欠着身子颇恭敬地来到他的躺椅边。这时，余师母也跟着进来了，带着歉意地说，“他来过两趟了，一次你去开会了，一次你在睡觉，怕打扰你他先走了”。余先生费力地坐起身，很客气地让他入座。原来此人拿来一幅余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作品，也就是在平海路工作室作的画作。

余先生将画作舖在方桌上，眼睛凑近画面很仔细地从题款到每个局部都移了一遍后很肯定地说：“是我那时候画的！”然后，坐回椅子上，转身从椅子后摸出一沓斗方大小的册页，递给中年人，“你喜欢我的画，再挑一张吧。” 中年汉子高兴得一个劲地说“谢谢，谢谢”。他走后，我问余先生为啥又要送他一幅近作？他本来是让您来鉴定真伪的，您坦率地告知他已尽到了责任。再说，当时也不一定是他买的，很可能是从别人手里得到的。余先生笑着说“那时候买我的画，是对我最大的支援，当初不管是不是他来定的，至少他们都喜欢我的画，要记住这份情！”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多么纯真的心怀呵！

我们知道，余先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画还没有彻底摆脱传统的范篱，尚有陈老莲的影子，到了七十年代才脱胎换骨，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貌，到了随心所欲的化境地步。画面滃濛苍郁，细细剖析，笔画简约，笔笔似老藤虬枝，浑厚华滋，形成恢宏、润泽、凝重的视觉冲击力。如果五十年代的作品与他晚年的成熟之作相比较确实显得稚嫩些，但余先生不会因此而否定自己的过去，这就是缘于一个“真”字！这一切的成功也该归功于一亇“真”字。对艺术探索的“真”切，对人的“真”心，处事的“真”诚！有些画家见到自己早年尚欠火候的画作会摇头否认，觉得认了会影响眼前的声誉和画价，而余先生非但坦然认之，还以近作相报，相比之下，他的人品是显得多么高尚！

大师作品来自为人之真

事实上，每个艺术家都有个成长的过程，像一个人的生长一样，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面貌，反映了那段时间的阅历。成年人大可不必嘲弄自己孩童时的幼稚，幼稚时有幼稚时的童真和天趣，没有那时的童趣那来日后的成熟？任何艺术大师的成长都有个逐步成长的过程，他们敢于面对自己过去的稚拙，日后才会成为真正的大师！这就是“真！”真、善、美是大师作品的必具条件，而真又是排在第一位的。要达到作品的真，首先要为人的真！同样是金钱，对某些人会起到厉害的侵蚀作用，而对真正的艺术大师却毫无腐蚀作用，像酸碱能侵蚀铁却不能侵蚀金子一样，所以，并不是因为改革开放讲钱了才形成了某些艺术家的不良作风。主要还是艺术家本身的质决定的，犹如金子和铁一样。

余任天大师能成功，除了人工和天赋的两相连外，他那高尚质朴的人品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犹如艺术的源头水！余先生有首诗是最好的写照：一艺功成岂偶然，人工天赋两相连。还需滋养源头水，寂寞楼居四十年。

正因他具有的勤奋与天赋，加上甘于几十年寂寞楼居的淡泊心态，才造就了余先生的辉煌成就。治学严谨的沙老一生从不轻易阿谀人，但是在余先生的追悼会上，用“四绝压群伦”给他盖棺定论，认为余先生的“诗、书、画、印”四绝压倒了同时代的所有人，这是对他最高最为恳切的评价。

每每忆起老一辈艺术大师崇高的品质，都会在心灵深处受到一次激烈的震撼！我们有责任多多地宣传他们的精神，让艺苑充满着更多的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