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尾/摘编

“生活在中国是古怪的，因为人们在那逝去的千年历史中穿行。”

1，

鲁迅曾说：“唯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作为汉代文化遗存最丰厚的地方，四川这些当初与亡者有关的绚烂石刻，在今天已成为一笔祖先的赠礼，由此，相隔两千年的两个时代在一个甬道上达成了美的融合。

“异域情调论”,是谢阁兰美学的支撑性概念，秘藏着“禅意”，一而万，万而一，无数能量场处在共同的涌现当中，内涵极其纷杂丰盈，很像他曾描写过的一种奇怪的中国铜镜：在映照出镜前之物的同时也映照出镜背的花纹，于是镜面呈现出两种图案的糅合。所以，在谢氏看来，自然与人，主观与客观，古与今，心与物，真与幻，都是“一合相”（一个东西），双重延伸的背后有一个中间地带，这个中间地带含敛着更高维度的存在之真，“就在二者之间，比它们还要广、还要宽，大概尚有一物存在。此物，未被经验触及；此物，不可言，逸出于一切控制，能综合矛盾的两极……”他感叹道：“没有任何静止不动的物质可以逃避时光的齿轮，物质的建造不是用来针对永不停息的时光，永恒并非存在于你们的墙壁里，而是存在于你们，有传承性的人的本身之中。”

2，

“雄健而人性”，这是维克多·谢阁兰对汉代气脉的感言。

1914年，这位出生于法国海滨小城布雷斯特的才子带领一支考古队考察了四川汉阙。那是晚春时节，处处青翠，黄花烂漫，万物氤氲着蓬勃的吉气，谢阁兰骑着匹白色的高头大马穿行在异域的诗情中，他曾向妻子宣称自己“心中长期沉睡着一个骄傲的神秘主义者”，现在，这位秘密的“神秘主义者”正从包裹着重重光影的真实中苏醒过来，将其撞醒的是神秘主义之物汉代石阙——中国留存于地表之上时代最早的建筑物。这是历史上首次对四川汉阙进行大规模实地考察，谢阁兰寻访了十几个汉阙，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属于首次发现，考察成果后来被收入《中国西部考古记》一书中，当如此多近两千年前的中国建筑被揭示出来，欧洲学界不禁吃了一惊。

谢阁兰到达著名的高颐阙的时间是1914年6月25日前后，在一大片玉米地旁的萋萋荒草间，高古雍容的石阙带给他一种欢愉的震颤，有孔的高颐碑上端缠绕着“汉代体范最美之螭龙”，两头长着羽翼的神兽腰部高高耸起，蹿入他精神高地的幻象之巅。 谢阁兰之前，一个叫阿隆的法国人曾实地来看过高颐阙。之后，1939年深秋，梁思成和刘敦桢对高颐阙进行了实地考察，绘制了线描图，并借助高架木梯爬上阙顶进行细部测量，从现场照片可看出阙顶上长出的灌木已有一米多高。

高颐阙位于雅安东郊8公里的姚桥乡汉碑村九组，当地人把这里叫石马社，2011年4月17日午后，春光正顺着黛青色的金凤山湿漉漉地飘过来。早先的玉米地早已围成了专门用作保护汉阙的仿古院子，一进门就能看到两头长着双翼的汉代神兽张着巨口守在汉阙外，似狮非狮，似虎非虎，气韵万千，身上到处是斑白的苔藓。守阙人是45岁的赵文平，他已在这里守了10年，他接的是父亲的班，其父守了十多年。

高颐阙的东阙现仅存主阙的阙身，由5块红砂石垒成，顶盖系后来配做。西阙的主阙、耳阙保存完整（除了耳阙的脊饰有所残损），是全国现存汉阙中保存最完好、雕塑最精美的一尊。东西两阙相距13.6米。西阙为重檐四阿式仿木结构建筑，主阙由台基、阙身、楼部、顶盖4部分构成，共有13层石材，通高590厘米，耳阙共有6层石材，通高294厘米。阙体四面雕饰着各种线刻图、浅浮雕、高浮雕、透雕像，题材有出行图、献礼图、鼓琴图、季札挂剑图、西王母图、鸟兽率舞图等等。阙体密布着柱、斗、拱，四隅斜伸出俨若顽童的角神。阙盖造型为重檐庑殿顶，下方雕有枋头24双，最顶端脊饰正中栖着一只衔有绶带的雄鹰，头朝北，汉阙专家徐文彬认为应该头朝南才对，是后人维修时把方向搞错了。1940年，为保护西阙，西康省修建了一个保护亭，“文革”后期，这个亭子被大风刮倒。

3，

高颐，字贯方，曾任益州太守，颇有政名，卒于汉献帝建安十四年（公元209），看来此人是个著名的孝子，距其墓阙不远处原有一个高孝廉祠，高颐碑就是后人从那里搬迁过来的。

一群在附近做工的汉碑村乡民走了进来，长着一头卷发的壮汉赵文平说，他们小时候这个汉阙还没专人看护，放学后他和小伙伴常爬到阙顶上玩耍，有时候跷着腿躺在上面睡觉，身子浮在半空中，阳光直直地射下来，很是舒服，那时候阙身间有个很大的缝隙，所以要爬上去比较容易，荒草很深，石阙里藏着一些蛇，不时会冒出来，所以胆小的孩子是不敢爬这个石阙的。他指着旁边精瘦的陈福全说，他长得像猴子，小时候爬得可快了，胆子又大，经常在石阙上捉蛇来耍。

阙，《说文解字》的解释是：“阙，门观也。”四川汉阙的风格主要有繁复沉雄和简约清逸两种，前者的代表是高颐阙、绵阳的平阳府君阙，后者的代表是渠县的冯焕阙、沈府君阙。平阳府君阙是双阙的主阙、耳阙都保留完整的唯一汉阙。忠县丁房阙的形制颇有特色，与画像石、画像砖上众多的汉阙刻像极为接近。从全国为数最多的汉阙遗存和画像石、画像砖上繁多的汉阙图像，可知汉代时汉阙在四川是相当多的，据《华阳国志·蜀志》，公元前311年（秦惠文王二十七年），秦灭蜀后，张仪筑成都城时修造了城阙，公元105年（汉武帝元鼎二年），成都建了18个城门，周围各地纷纷仿效，“于是郡县多城观矣”。秦汉之际，全国战乱频仍，而富庶的四川则未受破坏，经济文教盛极一时。

另外，对于墓阙来说，本地固有的灵巫传统也是一个因素，根据这种传统中的灵魂观，三星堆时代的蜀人相信灵魂借助通天神树可以登天，到汉代，通天神树更多地衍化为了天门，“天门”的具体形态就是各种阙，往往有一只美丽的朱雀歇在上面，四川出土了全国最多的“天门”，充分说明蜀人在那个时代的灵性指向。

4，

谢阁兰的考古队是在1914年4月21日抵达渠县的，旋即对6处7尊汉阙进行仔细的考察，这些汉阙密集地分布在距离土溪乡和岩峰乡不足10公里的地方，而此二乡约在城外20公里。从当时留下的照片可看出，谢的马队在崎岖的古驿道上行进着，长时间的野外之旅使他的胡子有些零乱，锐利的眼神在静穆中流露出淡淡雄心。这位内心将一切视作泡影的法国人似乎正站在人与神之间的边界上，他要用自己的一次冲锋，在时间深处找到被人们忽略已久的一种东方灵力。

2011年5月21日，追寻谢阁兰97年前的足迹来到“汉阙之乡”渠县的土溪乡。细雨迷蒙，滚滚绿树与云气四合，坡地上不时能看到墓茔，一座连着一座，它们距生者的屋舍很近。当一个乡民荷锄从墓旁走过，感到生与死被裹挟在某种隐在的链条中，生，是死的阳面，而死，是生的阴面。曾在土溪镇工作过多年的蒲鲸全说，前些年常有日本人来参观汉阙，他记得曾经有两位七十多岁的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来考察冯焕阙，被深深感动，竟跪倒在阙前哭泣不止。

汉阙，是汉风的凝结之物，是汉风本身，它让后人深切感受到汉代文化贯穿着的雄勃朝气和充沛威力——即使是在造墓艺术中，亦没有死丧消沉之气。当谢阁兰感慨“伟大的汉，所有朝代中最中国的一个”，他的话外音是此后中国文化广受佛教为主的外来文化的浸染，生出了万千变化。而汉阙，恰是佛教文化传入前的纯粹之物。在绵阳平阳府君阙上，有29座凿于南北朝时期大通三年（公元531）的小佛龛，仔细想来，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历史细节，显现了汉文化“纯粹风范”的某种消殒。

当站在距土溪乡不远三面被渠江环绕的汉代遗址城坝上面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戴斗笠穿蓑衣的乡民牵着头牛在水田里劳作，俨如汉代的农夫，三口汉代时的陶井已被使用了两千年现在仍在使用，不远处的农舍镶着些菱形纹、车轮纹汉砖，连猪圈上也镶有不少汉砖，一头白色的小猪用嘴抵住汉砖发出几声怪叫，潇潇细雨中，天和地像上唇和下唇贴在一起，万象显得恍惚，恍惚中，记起谢阁兰的感慨来：“生活在中国是古怪的，因为人们在那逝去的千年历史中穿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