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记者 杨蓥晖 余杭记者站 白赟 实习生 洪明思

以前讲到余杭东湖街道的工农社区，大家都摇头，这个地方啊——一声叹息。

言下之意，这个地方有点乱，乱成什么样？——小区里没条像样的路，下雨天一身泥，不下雨都是生活垃圾，新买的电瓶车，一个不小心，准没！

环境差不说，住在这里的人们，一过年就觉得自己没面子——邻村分分红好几万，自己村连个“钢镚儿”都没，那怎么办？社区书记王剑飞拉大伙儿在操场上开了个露天会议，“那我们拆违治乱，大家干不干？”

“干！”

修路和修围墙

工农社区地处余杭开发区边缘，是个典型的城中村，来这里租房的外来务工者，比本地多出好几倍。

十多年下来，234户人家，几乎家家有违建——最不可思议的是，连相邻两幢农家房的弄堂，都要加个彩钢棚，家里放不下的东西，或者用不上却不舍得丢的东西——拖把、扫帚、柴火垛，全往这个地方堆，不要说过辆车，人侧着身都走不过。

去年开始，社区的这些彩钢棚，成为最先整治的对象。有些村民心里愿意拆，但会提些附加条件，“王书记，拆违我们是愿意的，也是为了村里环境好，但你能不能把村里的路修修好，再给我们打个围墙？”

王剑飞觉得这个要求在理，也不过分，修路是为了好走，打围墙是图个安全。东拼西凑，凑了70多万元。今年4月，彩钢棚一拆掉，就把社区的马路和围墙修了起来——这个并不“食言”的举动，也让村里人心里服气。

胡杏娣家里也在这次“治乱”被拆掉了一个彩钢棚，不过她觉得，这也没什么大不了，反而是现在这样，门口更加干净了。家门口的杏树，一天也掉好多叶子，她一天也要扫好几遍，“以前堆在钢棚下面的东西，一年用不到几次，反而是现在这样清爽。”

大妈监督员

今年工农社区拆掉的彩钢棚，有8000多平方米，现在弄堂里抬头望天，也见得到一线蓝色。

钢棚花了大力气拆了，路也修好了，但怎么样保洁，又是一个问题。王剑飞想了个办法，让社区里“德高望重”的大妈们，来当这个监督员。

刚开始，请这些大妈“出山”也不容易，“这个事情做不来的，你去管别人，别人还不骂你？”但王剑飞还是请大妈们来试试。“圆桌夜话”开了好几次，终于有几位热心肠的“大妈”勉强答应了这趟“差事”。

沈水英是最早的“大妈监督员”，她还记得几个月前刚去“管管”别人家门口卫生的时候，别人就是一个白眼，没好气地说，“我们乡下人就是乡下人的样子，弄得和城里一样干吗？”

别人“骂归骂”，沈水英就自己捡垃圾，几次下来，乱扔垃圾的人不好意思了，都主动投到家门口的垃圾桶里，还学会了垃圾分类。

现在，愿意来当“大妈监督员”的人，越来越多，整个社区这支队伍，有了21个人，每天早上7点，就有人在小区四处看看了，一直到晚上上楼前，才算收工。有天中午，沈水英看到有户人家的白球鞋从楼上掉了下来，就帮他们收到了门口，“以前我们农村不像农村，现在倒是像城里了。”

变好的城中村

现在留给工农社区的，还有些以前做小餐饮的违建未拆，但超过九成的居民，已经签字表示愿意拆了。

这里面，很多人都是无证经营。王剑飞讲了个“段子”：以前有家做川菜生意，里面人吃得很香，后排住的人闻着很臭，都是麻辣的油烟味儿，居民们也是怨声载道，但十多年下来，就是没人带头去拆。

这20多家搭建出来的店面，现在全部被关停了，快的话，月底前也要被彻底拆掉——其中有一户人家，刚拿到租户4万多元租金，她反而“将”了王剑飞一军，“王书记，租金我已经退了，如果你拆不下去了，这个钱你要赔我。”王剑飞也是爽气，“如果拆不下去了，这个钱，我自己补你。”

工农社区的违建被拆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很多居民发现，自己家的房租涨了上去，像监督员胡杏娣家，原来一间房间的租金顶多租到200元，现在却250元、300元“噌噌噌”往上涨，8间出租房的收入，也比以前多了不少。

王剑飞把这个事情，归结为社区环境变好了，租客“租”的是小区附加值。而另一方面，社区的三产自留地，今年也顺势租了出去，“社区的集体经济，从三年前的28万元，到今年账上有了120多万元，如果这样发展下去的话，我们社区也可以像别人一样分红了。”

而更让大家惊喜的是，工农社区的民风变化，也日益变得融洽。“以前每户人家门口的搓衣板，都想着要比别人的长一点，现在这种事情没了，都会相互帮忙了。”

从拆违治乱中变得邻里守望相助，成为此次工农社区时代变革中最深刻的社会变迁——而这种经验，其所在的余杭东湖街道，试图在来年把它推向更广的地方。东湖街道副主任陈鹏说，“工农社区的拆违经验，我们会复制到其他社区用于城中村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