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张哲

作为杭州第一部关于生活垃圾处置的地方性法规，《杭州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下称《条例》）于去年12月1日的正式实施，为依法治理垃圾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转眼间一年过去，这座城市在生活垃圾分类方面取得了哪些新进展？仍然面临哪些瓶颈？

实际上，并不是去年开始的。生活垃圾分类这件事对杭州人来说，由来已久了。

2000年6月1日，国家建设部确定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南京、厦门和桂林8个城市作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几个月后，杭州市政府办公厅发出下发《杭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实施方案》通知，订下了5年内的工作目标。

这便是杭州第一次生活垃圾分类。遗憾的是，当时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全社会对垃圾分类的认识不强。在家中将垃圾分类分装是第一道工序，也是最基础的，但很多市民没有分类的意识，前端分类不理想；二是即使经过了第一道工序，分好类的垃圾仍然会被一起放到收集车上，在中转站里全部压缩后运往填埋，中端分类运输未实现；三是将混合垃圾运到处理场后，如果让环卫工人来进行分类，不仅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而且对环卫工人的身体伤害也很大，而当时机械化分选技术尚未得到推广，杭州市未建成垃圾分类处理设施，无法进行末端分类处理。

但是，生活垃圾分类这件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对一座城市来说，它不是锦上添花，而是关系到城市长期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所以时隔10年后，2010年，杭州市再次试行垃圾分类。这一次借鉴了国内外城市垃圾分类的基本做法，并公开征求了广大市民意见，杭州市居民家庭生活垃圾被分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房垃圾、其它垃圾四大类，分别采用蓝、红、绿、黄四个主题色彩进行明确区分。

此后，垃圾分类始终持续有序地推进着。近几年来，有关部门创新了管理方式，不但编制了《杭州市生活垃圾“三化四分”手册》、《杭州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操作指导》等宣传资料，更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集中培训和座谈交流，以及“小手拉大手”垃圾分类进校园活动。另外，在149个分类小区开展“定时定点”投放试点，充分发挥垃圾分类志愿者、指导员的现场劝导、指导作用，不断提高分类质量；同时在繁华商圈、主要道路沿线开通了8条“垃圾不落地”音乐专线，改善周边的市容环境卫生。

通过坚持垃圾源头分类，提高资源化利用水平，杭州日均垃圾减量1200吨左右。今年1月至10月，市区累计填埋、焚烧垃圾量311.56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2.22%，垃圾量快速增长趋势得到有效遏制，有效缓解了末端处置压力。

这其中，杭州主城区各社区随处可见的“大熊猫”废旧衣物回收箱就是一项颇受关注的新举措。为了推广低价值物回收利用，虎哥回收、申奇、九贝壳等相关企业参与回收低价值物品，在全市范围设置了1911个低价值物和1481个废旧衣物回收点，更进一步扩展玻璃、金属制品、纺织品、服装边角料等物品回收利用，日均减量20余吨。

样本：绿洲湾小区的垃圾分类

智能+志愿者+奖励，让居民从“受约束”到“成习惯”

11月，杭州市推进生活垃圾收集处置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公布了122个垃圾示范小区的名单。当古荡街道文华社区主任王宇青看到社区下属的绿洲湾小区榜上有名时，她欣喜地把消息告诉了绿洲湾垃圾分类志愿者陶宝丽。

绿洲湾小区从2011年就开始由社区工作人员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到2014年组织志愿者队伍，更贴近居民。虽然小区不大，只有7幢楼、3个垃圾房，但对于7名每周轮班、每天上下午两个时段巡查、手工统计每家每户垃圾分类情况的志愿者来说，工作量仍然很大。

而自今年起，街道里通过跟第三方企业合作，协同志愿者开展工作，在技术上给予智能化的支持。王宇青介绍说，现在家庭来社区领取垃圾袋时，需要通过手环完成，垃圾袋和手环就对应了。这样在志愿者统计垃圾分类情况时，只要通过扫垃圾袋上的二维码就知道是哪个家庭丢的，极大简化了工作流程。

如果在巡查中发现做得不够好的家庭，陶宝丽等志愿者就会上门教育。有的小年轻不自觉，丢垃圾时远远看到陶宝丽在巡查，就想绕圈子避开，陶宝丽主动追上前喊她，“小姑娘，打开给我看看！”当场指出分得不正确的垃圾。小姑娘也不好意思，只好重新分类。

光有批评教育不够，也要有奖励。王宇青介绍说，街道里有个微创投项目，社区申报后，运用其基金对居民进行奖励。“我们每个月都有评比，按星级奖励垃圾分类做得好的居民，奖品是肥皂、餐巾纸。”而今年第三方加入后，活动时会发放一些和环保相关的小礼品，比如一些植物的种子。

“陶大姐他们志愿者还建了个QQ群，交流每家每户的分类情况，还讨论一些分类标准。比如，一般的大骨头是厨余垃圾，但是过大的骨头，有的志愿者提出不容易处理，应该分到其他垃圾里。还有像贝壳、纸巾等怎么分类，他们都认真讨论。”王宇青说，在志愿者这种认真态度的带动和第三方专业的技术支持下，居民的垃圾分类意识逐年提高，今年更是有明显的进展，心理状态从“受约束”开始逐渐变成“习惯”。

瓶颈:老小区的头疼事

奖和惩缺乏，责任很难追究到个人

不过由于经费等问题，像文华社区得到第三方技术支持的并非多数。以古荡街道为例，目前只有两个试点。而其他那些没有成为垃圾分类示范小区的小区，则面临各自不同却又大体相似的难题。

在应家桥社区工作人员韩江莉看来，老小区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尤为困难。她说尽管社区持续在做垃圾分类的工作，但住户中多数是老年人，原有的生活习惯很难改变；而一些出租户流动过于频繁，也给社区的管理教育工作增添困难。“还有，尽管《条例》里有涉及一些惩罚措施，但基本都是针对社区相关责任人的，而社区对居民个人则无法有效追究责任。”韩江莉认为，缺乏有效的奖惩措施，居民无法感受到跟自己切身利益相关之处，是目前该社区垃圾分类工作遇到的最大瓶颈。

据一位知情人士介绍，去年出台《条例》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落实责任：如果出现问题，谁来负责？根据条例，是由管理单位（物业或小区）来负责；如果管理单位指出具体居民的问题，再涉及个人责任。问题在于对个人的取证很难，所以无法落实追责，一般都是处罚社区跟物业。“今年每个城区都有社区跟物业被罚款过。而个人被处罚，杭州只有过一个案例，一个小区外面的经销商，它把房子租出去给人家做生意，装修垃圾直接丢到了小区垃圾桶里。”

引导：要让人喜欢上分类这件事

加强正面教育，垃圾不能随便丢

9月，王仲业（化名）住进了他在城西某小区的新家。很快他发现，每一幢单元楼的入口附近都会有一个绿色的大垃圾桶，便于居民直接丢垃圾，但并不分类。加上这个小区入住率并不很高，很多户还在装修过程中，垃圾分类总体来说还远未到位。

即便在王仲业原先居住的位于主城区的某小区，尽管每个垃圾房会配备不同颜色的垃圾桶，但从他个人的经验来看，似乎并没有人告诉他如何分类，其他居民往往也是随便丢，“丢进哪个洞就是哪个洞”。

像很多90后的年轻人一样，王仲业比他的父辈们更加重视环境问题。每次去国外出差、旅游，他都会注意观察那里的人们是如何对待垃圾分类的。“在国内我有时候也想好好分类，但真的很难做到像日本等国家那么细致。”王仲业认为，一座城市若要在整体上提高垃圾分类水平，关键是要从市民的意识上来想办法。

在杭州生活的日子里，王仲业也确实留意到针对市民的不同形式的垃圾分类宣传教育，比如电视台播放的卡通小短片，以及在西湖文化广场等地举办的科普活动等。“杭州有一点做得挺好，就是电池的回收。”王仲业说，以前大家都是随便丢弃电池，容易造成污染，而现在许多便利店、大商场都设有电池回收点，电池定点回收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那么是不是可以用类似办法，在市民中更进一步推行垃圾分类的教育，从正面来引导，让人们从意识上接受、甚至喜欢上这件事？”

未来：等时间给答案

环保产品为何无法推广，意识如何提升？

放眼全国，杭州的《条例》不是最早出台的。2012年，国内首部以立法形式规范垃圾处理行为的地方性法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其中提出“本市鼓励净菜上市，提倡有条件的居住区、家庭安装符合标准的厨余垃圾处理装置”的倡议。同年，上海出台的《上海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设施设备配置导则（试行）》也指出，鼓励“在区域排污管道具备条件的地区，新建的全装修住宅内，应配置厨余果皮粉碎机；其他具备条件的住宅，同时鼓励安装厨余果皮粉碎机”。

杭州渊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吴开富介绍，厨余垃圾处理器一般装在厨房水槽下水口，将普通过滤网替换掉。通过这种机器，能将绝大部分厨余垃圾如鱼刺、骨头、茶叶等粉碎成直径2毫米以下的渣和浆。“因为高转速，食物残渣不会残留在处理器中，不用担心会有气味出来，垃圾小颗粒通过水带走时与水管壁摩擦，对水管壁还有一定的清洗作用。”吴开富说，由于是对垃圾进行物理分解，不产生化学成分，也不像焚烧垃圾产生二次污染，非常环保。

吴开富算了一笔账，一个家庭如果使用厨余垃圾处理器，一年下来只需耗水电20元左右，而一台处理器仅售2000元左右，使用寿命在5-15年。既然又经济又环保，为什么无法大规模推广？吴开富认为，跟中国家庭的生活习惯有关。“大家习惯了用垃圾袋装厨余垃圾，出门一扔，反正有人回收，我不用管别的。这说明大家的环保意识还没有到位，在不少发达国家，厨余垃圾处理器的家庭安装率达到90%以上，而杭州可能还不到1%。”

像瑞典等一些欧美发达国家，在培养国民垃圾分类意识上足足花了一代人的时间。我们，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