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郑成航 夏琳

提到西泠印社，人们就会想到中国的篆刻艺术；而提到篆刻艺术，人们就会想到把各式各样的篆书文字镌刻于金铜、印石上的行为。然而，当我们把视野放宽，就会发现篆刻艺术不仅仅是镌刻篆文，它还包括图形、肖像。若更进一步，我们还会发现世界各地的古代文明中，都存在镌刻着符号、鸟兽、神怪的刻符或印章。11月26日、27日，西泠印社“篆物铭形——图形印与非汉字系统印章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杭举行，就为我们打开了这扇“新世界的大门”，以前所未有的研究视野将图形印和非汉字印的瑰奇呈现在我们眼前。杭州的城市国际化，也需要这样世界性的眼光。

陈振濂

（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

“百年名社‘零起点’和‘再出发’，不仅仅是对国际化进程的配合，更重要的是学术上的推进”

2016年之于杭州，注定将是充满回忆的一年，二十国首脑峰会的召开给杭州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身处其中的百年名社西泠印社来说，也正是奉行、发展沙孟海先生关于建设“国际印学研究中心”历史定位的契机。过往，西泠印社在传统印学方面开疆拓土，形成了巨大的专业学术脉络，仅凭此，西泠印学便足以不朽。然而，如果西泠印社没有新思维、新观念、新想法，就显然不符合当下社会与时代的发展现状。因此，西泠印社慎重提出了“零起点”、“再出发”的治社新理念。2016年初，西泠印社确定了这样的思路：以学术为抓手，涉足一个过去西泠印社从未涉足过、印学界也从未关注过的“图形印与非汉字系统印章”，以不惜冒险一试的决心，拓宽 “国际印学研究中心”中“国际”的大含义。

未曾想，方案启动后，就获得了巨大的反响，一百多篇学有专攻的论文来稿证明，即使是“零起点”，西泠印社的努力也是成功的。评审过程中，西泠印社也在评审委员构成、评审机制上作了一系列改革，吸收了其他领域包括美术考古、世界史、古文字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等传统印学以外的专家学者担任评委，保证了评审的科学性和严谨性。我们发现，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其实并不少，但大家缺乏一个共同的平台，很难有交流切磋的机会。本次的研讨会就打开了一个学术窗口，大家有机会对一些问题针锋相对，很有意义。我们的“零起点”和“再出发”，不仅仅是对国际化进程的一种配合，更重要的是一种学术上的推进。这次会议上出现的新学科、新材料、新方法，也会给我们今后研究传统印学提供新的视角。

林乾良

（西泠印社社员、浙江中医药大学教授）：

“把研究的舞台搬到了域外，我觉得这种发展是正确的、健康的”

中国的印学，从文字上创造艺术，将文字转变成艺术，这在世界上是第一位的。西泠印社以前都在研究本土的、汉民族的印学，从这次会议开始，把研究的舞台搬到了域外，我觉得这种发展是正确的、健康的。西泠印社作为全世界有关篆刻、印章的最高级研究团体来说，采用这样的选题很有意义。

我在会议上第一个发言作了报告，还有两次比较重要的发言和评论。我有一个坚持，就是有关印章起源的问题。我国作为文明古国，有一点非常遗憾，那就是所能够确定的文明史不如西方悠久，这也体现在印章的起源问题上。但我坚持认为距今8000年前河南贾湖遗址出土的新石器陶印，已经完全符合后来的印章概念。另外，此前我们对西方文明中的印章研究很少，现在来看这方面人才还是很稀缺，这将是我们今后的研究努力的方向。

张耕源

（西泠印社理事、肖形印研究室主任）：

“印学研究不论是研究者还是实践创作者，都要打开心胸和眼界”

本次会议和以往最大的不同在于：一、研究的范围有所拓展，把目光放到了非文字印章，以及域外印学上。参会的作者们对这些内容感到很新奇，热情也很高。可以说，这是一次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的研讨会，把印学研究的内容推进了一大步。二、这次的参会作者不光是新入社的社员，还包括了印社以外的，在相关学科卓有成就的学者，在学术队伍上有了扩展。

总体来说，我觉得这次会议很成功，肯定能打开某种新局面。关于中国印章的起源问题还存在争议，并没有定论。但是，中国印学的整个发展道路很健康、很成熟，已经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把篆刻艺术推广到国际上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今后，印学研究的路会很长，也很宽，不论是研究者还是实践创作者，都要打开心胸和眼界，尊重历史，打破现在研究中存在的保守和局限。

徐畅

（西泠印社理事、山东博物馆客座研究员）：

“印章的起源究竟是西方影响中国，还是中国自身就有，这一问题值得探讨”

我认为，本次研讨会的选题比较好，可供发挥的空间比较大，可操作性很强，投稿的论文很多，既有学术性又有普及型。印学本身就包含了考古学、历史学、文字学、美术学等学科，因此，本次研讨会的主旨与这些特性是吻合的。

今天的会议上，我接触到了很多外来文化的相关研究，其中有一些是前所未见的。我着重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印章的起源问题：究竟是西方影响中国，还是中国自身就有，这一问题值得探讨。我曾经发表过论文，讨论我国八千年前的古代遗址里有十字形的网坠，可能与后代印章具有某种相关性。如果这一观点成立，那么我国的印章就比西方早了一千年。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研究中，要对肖形印、图像印、肖像印三者的概念有所区分，这在本次研讨会中还不十分明确。

林文彦

（西泠印社社员、台湾嘉南药理大学系主任、教授）：

“举办这次会议是需要勇气的，在全世界也没有别的单位可以举办类似的活动”

这是我第三次参加西泠印社的研讨会，可谓获益匪浅。以前我在台湾长期研究传统印学，发现要有新意非常难，相关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在“炒冷饭”。对于有一百多年历史的西泠印社而言，当然不能一直在这样的泥淖中打转，我们要具备世界级的学术高度，而不仅是国家级的。

因此，我觉得这次的会议就是对研究对象和内容的一次极大拓展。我的研究主要是将两河流域、印度等地古代印章、纹样与中国古代的印章相比较，探索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在会上，我发现有价值的好文章比比皆是，他们的视野非常宽阔，有许多出乎我意料的地方。我认为西泠印社举办这次会议是需要勇气的，在全世界也没有别的单位可以举办类似的活动。

久米雅雄

（西泠印社名誉社员、日本大阪艺术大学客座教授）：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关于图形印和非汉字印，这和以往非常不同”

这是我第六次参加西泠印社的学术会议。我最大的感受是，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关于图形印和非汉字印，这和以往非常不同。我在日本主要研究传统印学，著有《亚洲印章史概论》等书籍，但这次我把注意力放在了谜一样的丝印上。丝印在日本是一个传说，日本学界对丝印的研究已经有两百五十年的历史，但丝印究竟在何时出现，为何会出现在日本，为何没有被采用等问题，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我们只知道它在中国起源，于明代广泛传播，并与中日的生丝贸易有关。

丝印上的印文既有汉字组成的，也有图形的。以往的研究大都将两者混合在一起，而我现在则专注于其中的图形印，这与本次论坛的主题非常契合，也得到了陈振濂先生的高度评价，我为此深感荣幸。

黄厚明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艺术学系主任）：

“一方面通过印学守望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在这个基础上创新，有一种全球的学术视野”

西泠印社组织的本次研讨会很有新意。以往的研究主题主要是传统印学，而这次的会议主题则拓展到了整个金石、考古学科，我作为艺术考古领域的学者被邀请参加，感到非常荣幸。

对于会议的题目“篆物铭形”，我觉得它很有包容性，内涵很丰富。其中，“篆”和“铭”是动词， “物”和“形”是名词，它吸纳了整个完整的视觉图像系统，把事物和图像有机结合。因此，会议的中心不再是单纯讨论视觉艺术，而是通过艺术的视觉符号系统研究背后的文化和人的观念。所以，整个会议包容性很强，论文的学科范围很广，参与度和论文的质量都很高。从中可以看到西泠印社的一种全新的学术视野，一方面通过印学守望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在这个基础上创新，有一种全球的学术视野。

戴家妙

（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理论教研室主任、西泠印社社员）：

“这种严谨性也使得西泠印社具有一种‘国际学术范’”

今年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是图形印。以前的研究内容大多是针对篆刻本体的，这次的研究对象则既有中国，也有域外，例如西域的、丝绸之路相关地区的，这符合“一带一路”的主题。在学科上包括了考古学、博物馆学、人类学等。这样的局面在印学界很少见，这是第一次。

我对此次研讨会的最大感受是专业性很强，各个领域内都有很多专门的学者参与，让我感受到不仅仅是书法篆刻界在研究印学，而是各个学科都在参与，其学术严谨性自然就提高了。就论文的评审而言，整个过程非常客观、公正、严密。比如涉及西域、埃及、中东、印度、尼泊尔、阿富汗等地区的印学研究，就必须请该领域的专家前来评审。这种严谨性也使得西泠印社具有一种 “国际学术范”。

刘作胜

（日本爱知学院大学副教授）：

“这次会议的主题很有意义，超越了传统的印学概念”

这次的研讨会较之以往有了一个突破。印章中当然有汉字的成分，但汉字自身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即便是中国人也大多不认识印章上的篆字。相反，图像的可理解程度则更广，汉字的雏形就是图像。当印章突破文字的局限以后，观众们的可接受度就会拓宽很多。所以，这次会议的主题很有意义，超越了传统的印学概念。

因此，当我看到本次会议的选题后，就写了有关丝印的论文，丝印在明代出现，通过贸易来到日本。中国在这一领域内的研究还需要借鉴日本的资料和先行研究。我身在日本，可以通过地利之便查阅一些资料，做一点贡献。

何碧琪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副研究员）：

“这次的会议打破了学科壁垒，西泠印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这次研讨会的主题很有新意，也很具有挑战性。要研究从图形印到文字印的发展过程，需要很多原始资料，跨越很多学科之间的界限。我不完全认同西方起源论，中国古代的玺印发展史很清晰，有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其间如果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那必定会出现某些突变的现象。所以，我认为西方起源论有待商榷。

印章的起源还涉及文明的起源问题。有学者认为所有早期文明都是从“一”发展而来的，有的则认为是从几个不同的文明独立发展形成的。假如中国印章是从“零”开始出现、形成的，就证实了后一种文明起源观。可见，小小的印章中牵涉很多历史学、人类学的重大问题。此外，当今的学术研究分科很细，不同的学科之间存在难以逾越的壁垒，很难形成资源共享。这次的会议则打破了这些壁垒，西泠印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具有前瞻性。

刘昌玉

（浙江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德国海德堡大学亚述学博士）：

“这次会议吸收了很多外来元素，体现了一种很好的包容性”

我作为本次研讨会的终评委之一，最大的感受，借用陈振濂老师的话，就是我们这次会议创造了很多“第一”。我本人是专门研究亚述学的，对中国的传统印章并不了解，可以说是传统印学的门外汉。但由于这次会议吸收了很多外来元素，体现了一种很好的包容性。尤其是对域外印章的研究，体现了一种大视野、国际化，当然西泠印社的根基还是传统的，但它在新的世纪有新的突破。

评审过程中，我负责审读的主要是关于域外印章研究的论文，最大的感受就是论文的质量很高。有的学者原先虽然不是专门研究这一领域的，但他们的论文却能做到扎实、详尽，让人找不到破绽和疏漏，这就很难得。这些论文内容丰富，所引用的资料具有权威性，文章的质量自然就高，可以说在每个相关学科都达到了专业水准。

王晓光

（西泠印社社员、《书法研究》编辑）：

“加入这样一个百年名社，是极其荣耀的”

本次学术研讨会，相比一般的书法篆刻研讨会更有学术分量。它牵扯到很多国外学科的成分。比如今天上午听到的几位的演讲，都是从新的角度探讨国外的印章，如两河流域、亚细亚等地区，研究的视角有了拓宽。我本人是研究国内古代印章的，承蒙组委会抬爱，我的论文有幸在今年获得一等奖，并借此加入西泠印社。对于我来说，加入这样一个百年名社，是极其荣耀的。

这次会议上，我研究的是殷周时期的图形印，我以此为中心，尽可能多地搜集材料，希望把研究做得细致、深入一点，在前辈的指导下，能尽量再出一些新的成果，为西泠印社贡献微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