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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振濂谈
美术考古学与传统金石学: 石雕原物与书画拓片孰重?
相对以纯学术的立场而进行的书画鉴定纷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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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考古学与传统金石学: 石雕原物与书画拓片孰重?
2016-11-17
爱神维纳斯雕像
河北武强出土明代雕塑

少时研究中日之间的绘画比较研究,曾著有《中日绘画交流史比较研究》20万言,由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迄今已20多年了。私以为是在日本执教大学一年课余所得之学术成果。当时一直有一个悬念:号为明治时代日本近代美术之开山祖师的冈仓天心,原先必取当时日本美术学界研究中国古代书画的传统立场,甚至还在明治、大正时期与油画家小山正太郎教授争论“书法是不是艺术”,成为近代史上著名的美术观念争论史上的重要事件。我对冈仓天心的关注,首先就是因为他在“书法是不是艺术”的争论中坚决捍卫书法的招牌角色。而后来1910年他被聘为波士顿美术馆“中国·日本美术部”主任之初,在中国与日本的古画收集、购买、典藏方面,也开了美国博物馆美术馆关注中国艺术的风气。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冈仓天心在其后迅速由书画收藏转向石窟石雕调查,在其后的美术活动——在日本和赴美国、赴中国的大量考察活动中,石雕、雕刻却是其最大的主题。猜测这是因为在英美西方人看来,艺术的代表是建筑与雕塑,各大博物馆也最重视雕塑。而西方人要了解中国书画,倘没有相应的文史知识积累根本无法涉足甚至无法入门。更兼还有汉语言文字,及古汉语乃至文化差异的限制,当然只能是舍难就易了。冈仓天心由书画转向雕塑,这应该是个必须要考虑的理由吧?请看冈仓天心在美国用英文写的 《东方的理想》一书中评价古代石雕时的术语表达,那是纯西方思维式的、美术考古式的:

“如果对犍陀罗艺术作更深入、更专业的研究,我们会发现:来自中国的影响更为突出(与所谓的希腊影响相比)”。

又:“犍陀罗雕塑”就我们所知,在形象、衣纹、装饰方面主要追随汉代的风格”。

犍陀罗艺术是印度次大陆西北部地区出现的希腊式佛教艺术。是汇聚了南亚、中亚、西亚交汇所带来的艺术雕塑品格,兼有印度本土、希腊罗马、巴尔干马其顿等艺术风格,影响了中国、日本、朝鲜等地佛教雕刻的独特基本样式。冈仓天心在图像形态上将这些雕刻从地域风格上如印度巴基斯坦、古希腊罗马巴尔干和朝代风格上进行对比思考,其立场是美术考古的,其方法是样式学的。它在中西文化背景上,显然已经明显属于西方式治学思维了。

而对于传统金石学,西方学者则大抵不以为然。即使是中国通、结交过许多中国名画家的美国人福开森,也是一副不屑的口吻:

“中国人对金石学很着迷。端方的金石收藏非常出色。但他的收藏完全是为了帮助释读古代铭文,我有一整套端方所藏刻石精品的拓片,然而我发现它们对于艺术研究毫无帮助,这批藏品的内容,见载于业已出版的《匋斋金石录》。”

再换个角度,讨论西方美术史学者的中国观。西方自身的雕塑史研究十分发达。但西方人对中国雕刻的研究,却是从很晚的年代开始的。1881年,柏林有“东方大会”,学者布谢尔在会上宣读了一篇题为《子云山武氏墓志》的论文。这被认定为是第一篇研究中国石刻的研究文献。其后,法国学者沙晼开始大规模地开启这一工作。他曾两次赴中国考察石碑,第一次成行后即著有《中国汉代雕塑》(巴黎1893),第二次中国之行,更是出版了《华北考古记》(巴黎1909),这两部书中刊载了大量的一手照片与拓片作为文字插图。但从此以后,西方的中国石刻雕塑实物考古作为美术考古的一个大分支,逐渐浮出水面并成为显学。拓片反而退居其次。1919年,上海《皇家亚洲文会中国支会会刊》发表了一篇署名谢阁兰(1878—1919)的研究四川渠县冯焕阙实体的文章。皇家亚洲文会本来是一个英国的文化组织,有极高的权威性,但影响力到中国香港为止。1857年上海英国侨民裨治文(I.C.Bridgman)、艾约瑟(J.Edkins)、卫三畏(S,W,Williams)、雒魏林(W,Lockhart)四人组建上海文理学会,1858年加入皇家亚洲文会成为分支,更名为“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之所以上海被称为“北中国”,是因为它是站在香港的视角而发,上海已是北方。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有趣的截然不同的视点:西方从一开始的中国金石学式拓片研究转向作为实物形态的石刻研究,其视角显然是美术考古尤其是偏向雕塑石刻而不是书画纸本的;而当时中国学者所持的兴趣所在却是传统碑志金石学与铭文拓片立场。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选择。美术考古出自西方,以周密的实地调查、测量和尺寸记录与方位距离标识为尚,以此讲求事实与它的社会历史含义,以及它的风格样式的众多美学类型;而中国传统金石学则关注铭文文献释读、图像之象征含义,以及它的书法价值与朱墨碑拓后人题跋等等的文化解释。前者注重实物,后者关心拓本。美术考古重视的实物雕刻进入西方式的博物馆展厅;而传统金石学的朱墨拓本则在被文人雅士题跋后陈设于书斋素壁,福开森在《中国艺术讲演录》中有一精辟的断言:

“唐宋艺术家的兴趣在绘画与书法,尽管也有一些出色的石刻作品,他们还是承认:石雕已经是一种渐近消亡的艺术。石雕艺术从此再也没有复兴。或许可以说:在艺术圈子里,石雕即使在其鼎盛时期,或多或少也还是一位“闯入者”,相较于记载重大事件或回忆杰出人物之生平的铭文来说,石雕向来是从属的、第二位的”。

今天国内许多著名石窟雕刻的人物造像头部被盗切偷割,多出现在西方各大博物馆美术馆之中,其实它正是基于西方美术史界研究重实物不重拓片之风,整尊造像搬动不易,故切割最精彩的头部以方便偷运海外的缘故也。睹此众多无首佛身,恨彼时国弱民贫,礼崩乐坏,曷胜浩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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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考古学与传统金石学: 石雕原物与书画拓片孰重?
2016-11-17
爱神维纳斯雕像
河北武强出土明代雕塑

少时研究中日之间的绘画比较研究,曾著有《中日绘画交流史比较研究》20万言,由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迄今已20多年了。私以为是在日本执教大学一年课余所得之学术成果。当时一直有一个悬念:号为明治时代日本近代美术之开山祖师的冈仓天心,原先必取当时日本美术学界研究中国古代书画的传统立场,甚至还在明治、大正时期与油画家小山正太郎教授争论“书法是不是艺术”,成为近代史上著名的美术观念争论史上的重要事件。我对冈仓天心的关注,首先就是因为他在“书法是不是艺术”的争论中坚决捍卫书法的招牌角色。而后来1910年他被聘为波士顿美术馆“中国·日本美术部”主任之初,在中国与日本的古画收集、购买、典藏方面,也开了美国博物馆美术馆关注中国艺术的风气。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冈仓天心在其后迅速由书画收藏转向石窟石雕调查,在其后的美术活动——在日本和赴美国、赴中国的大量考察活动中,石雕、雕刻却是其最大的主题。猜测这是因为在英美西方人看来,艺术的代表是建筑与雕塑,各大博物馆也最重视雕塑。而西方人要了解中国书画,倘没有相应的文史知识积累根本无法涉足甚至无法入门。更兼还有汉语言文字,及古汉语乃至文化差异的限制,当然只能是舍难就易了。冈仓天心由书画转向雕塑,这应该是个必须要考虑的理由吧?请看冈仓天心在美国用英文写的 《东方的理想》一书中评价古代石雕时的术语表达,那是纯西方思维式的、美术考古式的:

“如果对犍陀罗艺术作更深入、更专业的研究,我们会发现:来自中国的影响更为突出(与所谓的希腊影响相比)”。

又:“犍陀罗雕塑”就我们所知,在形象、衣纹、装饰方面主要追随汉代的风格”。

犍陀罗艺术是印度次大陆西北部地区出现的希腊式佛教艺术。是汇聚了南亚、中亚、西亚交汇所带来的艺术雕塑品格,兼有印度本土、希腊罗马、巴尔干马其顿等艺术风格,影响了中国、日本、朝鲜等地佛教雕刻的独特基本样式。冈仓天心在图像形态上将这些雕刻从地域风格上如印度巴基斯坦、古希腊罗马巴尔干和朝代风格上进行对比思考,其立场是美术考古的,其方法是样式学的。它在中西文化背景上,显然已经明显属于西方式治学思维了。

而对于传统金石学,西方学者则大抵不以为然。即使是中国通、结交过许多中国名画家的美国人福开森,也是一副不屑的口吻:

“中国人对金石学很着迷。端方的金石收藏非常出色。但他的收藏完全是为了帮助释读古代铭文,我有一整套端方所藏刻石精品的拓片,然而我发现它们对于艺术研究毫无帮助,这批藏品的内容,见载于业已出版的《匋斋金石录》。”

再换个角度,讨论西方美术史学者的中国观。西方自身的雕塑史研究十分发达。但西方人对中国雕刻的研究,却是从很晚的年代开始的。1881年,柏林有“东方大会”,学者布谢尔在会上宣读了一篇题为《子云山武氏墓志》的论文。这被认定为是第一篇研究中国石刻的研究文献。其后,法国学者沙晼开始大规模地开启这一工作。他曾两次赴中国考察石碑,第一次成行后即著有《中国汉代雕塑》(巴黎1893),第二次中国之行,更是出版了《华北考古记》(巴黎1909),这两部书中刊载了大量的一手照片与拓片作为文字插图。但从此以后,西方的中国石刻雕塑实物考古作为美术考古的一个大分支,逐渐浮出水面并成为显学。拓片反而退居其次。1919年,上海《皇家亚洲文会中国支会会刊》发表了一篇署名谢阁兰(1878—1919)的研究四川渠县冯焕阙实体的文章。皇家亚洲文会本来是一个英国的文化组织,有极高的权威性,但影响力到中国香港为止。1857年上海英国侨民裨治文(I.C.Bridgman)、艾约瑟(J.Edkins)、卫三畏(S,W,Williams)、雒魏林(W,Lockhart)四人组建上海文理学会,1858年加入皇家亚洲文会成为分支,更名为“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之所以上海被称为“北中国”,是因为它是站在香港的视角而发,上海已是北方。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有趣的截然不同的视点:西方从一开始的中国金石学式拓片研究转向作为实物形态的石刻研究,其视角显然是美术考古尤其是偏向雕塑石刻而不是书画纸本的;而当时中国学者所持的兴趣所在却是传统碑志金石学与铭文拓片立场。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选择。美术考古出自西方,以周密的实地调查、测量和尺寸记录与方位距离标识为尚,以此讲求事实与它的社会历史含义,以及它的风格样式的众多美学类型;而中国传统金石学则关注铭文文献释读、图像之象征含义,以及它的书法价值与朱墨碑拓后人题跋等等的文化解释。前者注重实物,后者关心拓本。美术考古重视的实物雕刻进入西方式的博物馆展厅;而传统金石学的朱墨拓本则在被文人雅士题跋后陈设于书斋素壁,福开森在《中国艺术讲演录》中有一精辟的断言:

“唐宋艺术家的兴趣在绘画与书法,尽管也有一些出色的石刻作品,他们还是承认:石雕已经是一种渐近消亡的艺术。石雕艺术从此再也没有复兴。或许可以说:在艺术圈子里,石雕即使在其鼎盛时期,或多或少也还是一位“闯入者”,相较于记载重大事件或回忆杰出人物之生平的铭文来说,石雕向来是从属的、第二位的”。

今天国内许多著名石窟雕刻的人物造像头部被盗切偷割,多出现在西方各大博物馆美术馆之中,其实它正是基于西方美术史界研究重实物不重拓片之风,整尊造像搬动不易,故切割最精彩的头部以方便偷运海外的缘故也。睹此众多无首佛身,恨彼时国弱民贫,礼崩乐坏,曷胜浩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