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2月初，农历新年刚刚过完，我和大队里其他几个壮劳力一起，去公社15里路外的上高大队拉溪滩沙。我一个人推的独轮车，第一车沙刚推到半路，身上刚刚有点冒汗，同大队的阿杜急急忙忙赶来，说大队书记让他来替我，要我赶紧去公社报到，去当老师。

之前没有一点心理准备。我是浙江富阳人，1952年出生在当时的富阳县春建公社徐家坞大队，进初中时刚好赶上“文革”初期的全国性停课，最后成了后来所谓“老三届”中学业上最吃亏的“老初一”毕业生。1968年拿到了初中毕业证书，实际在学校才上了一年的课。

不过我读书成绩不错，而且个性安静、沉稳，真心喜爱读书。在身边的同学、同龄人都忙于串联、搞批斗时，我仍想方设法找点书读。

1968年到1971年，我在家劳动了3年，主要参加大队里的各种集体农活，种田、割稻、犁田、削青竹、做毛草纸。我本以为我这辈子也会像我的父亲一样，做个地道的农民。

那天，我步行去了公社，在公社土木结构的大礼堂里，参加了“春建公社小学1971春季开学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是全公社六七十个小学教师，那年新招了四个民办教师，其中就包括我。

我被安排去我们大队当小学老师。那时我们整个春建公社十一个自然村的十一个小学还只有一个校长，会后，在中心小学任课的厉关心校长握着我的手，交代了四个字：“安心工作！”

第二天，我就正式到大队小学报到，领了教材、备课笔记本、学生点名册，站上了讲台。那一年，我虚岁二十。

当时我们大队的小学校舍还在建造当中，复课后那几年的临时教室就设在大队畜牧场里，原先的猪栏用黄泥填平地面，又用黄泥夯了三堵土墙，隔出了两间教室、一间办公室。

刚进学校时我接手的是三年级语文。那时只上半天文化课，下午几个老师就带孩子们去新学校敲地坪，又叫上劳动课。半年后的新学期开学，我们搬进了新学校，学校雪白的外墙上用墨汁刷上了醒目的校名“徐家坞小学”，我们村子里才算堂堂正正有了属于自己的学校。

我自己也只是个初一水平的人，一开始给孩子们上课，根本不懂得如何备课，更谈不上课堂设计，看过几遍课本就进课堂，上课想到哪就讲到哪，碰到掌握的知识点恨不得一次性教给学生。当上老师的最大好处，就是原本就爱看书的自己有更多理由、更多时间可以放开看书了。

碰到的问题不少。就一个简单的拼音吧，自己对平舌音、翘舌音、前鼻音、后鼻音的把握本来也不扎实，务农三年间讲的又都是方言，差不多都忘记了。去请教一位当时教低年段的老教师，他说他拼音也不行，他是跳过拼音直接教学生认生字的，反过来再让他们自己去领会拼音。去听他的课，上课大部分讲的都是本地方言。

我觉得这样不行。那时还没有收音机、电视机这回事，我就想到了一个笨办法。当时我手上有本厚厚的《红楼梦》，还有一本从城里姨夫家淘来的出版于民国时候的《新华字典》，我就每天利用空闲时间，用普通话大声朗读红楼梦，碰到自己感觉读音吃不准的字马上翻字典，给字注音。通过不断地查字、注音、朗读，我渐渐熟悉了拼音，上课也能全程用上比较标准的普通话了。

我进学校那几年全公社招了不少民办教师，教师队伍扩张，但教师素质参差不齐。那时我们一周上五天半课，每周六下午，我们全公社的小学教师都到中小集中，一周是政治学习，一周是业务学习。政治学习主要是学习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批判走资派等。业务学习先是校长、教导主任讲话，各教研组再围绕讲话进行分组讨论。周日，我们村小的老师又集中到村里一老教师家里集体备课。

我们大队有三个老教师，徐炳松、徐廷佑、徐廷廉，他们都受过比较系统的教育，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对我影响很大。特别是徐炳松老师，他曾经在小学五年级和初中时教过我语文，后来是我们公社初中的教导主任，正是他手把手地教会了我如何备课，如何批改学生作业。

我还清楚记得徐老师批改学生作业的两个细节。那时纸张紧张，孩子们读书没有专用的草稿本，徐老师给学生听写词语时会给每个孩子分发一张小纸条，让他们把有疑问的字、词先在小纸条上试写一遍，然后再抄到本子上。另外，他布置给学生的作文都要批两遍，第一遍，学生把作文写在草稿纸上，他认真批一遍，再要求学生抄写到方格的作文本上，然后，他会再用红笔仔细批一遍，评语具体到每个标点。

我有很多沿用了一辈子的教学习惯都是从徐炳松老师那里学来的。

其他的业务学习主要集中在各个假期，我印象深刻的一次大概是在1973年的暑假，是我们青云区组织的，全区老师都要求参加，为期一个月。给我们上课的老师是全区各校推选的教学骨干和几个其他县里邀请来的优秀教师，从拼音、词语、标点到逻辑、语法、修辞，从孩子作业的常见错误到教学中容易走的弯路，这些老师教给了我很多平常教学中实实在在会用到的知识，让我对教学的方式、方法有了一定的领悟。带着这一个月里我认真做下的三本笔记回到课堂，我才开始有了当老师的感觉。

1981年2月，富阳县开办了中师函授班，我成了第一届学员。这届函授学生全部从民办老师中经考试筛选，属于在职学习，利用星期日、寒暑假上课，上课内容主要是高中课程和小学教育的专业课程。也是在这期间，我才系统学习了《教育学》《儿童教育心理学》《教材教法》《阅读与写作》等专业课程。

这届函授班，和我一起考进去的当时有500多个民办教师，但三年后的1984年8月，和我一起毕业的只剩下56人。这些中途流失的人员当中，一部分通过中考、高考进入了全日制师范学院，直接奔公办老师去了；一部分因为底子薄弱跟不上教学内容自动流失，另一部分则是在1982-1983年的教师队伍整顿中被刷掉了。

在这之后，我站上讲台时感到腰杆子真正挺拔了。

当一名合格的老师，我掌握的是比较朴素的原则，就是坚持责任心和爱心。

要当好老师，自己首先必须好学，更新知识储备，掌握新的教学方法，还要细心摸索学生的心理。“九句批评不如一句鼓励”，是我常说的一句话。不能因为一件事看死一个学生，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闪光点，老师的任务是要兼顾每个孩子。每个孩子的天性都是善良单纯的，在成绩上要扶住尖子生，补救差生，在小学阶段孩子的品行小错误上更要包容，批评孩子要小心、细心，千万不能引发孩子的逆反心理，造成破罐子破摔。

当老师这么多年，我基本不体罚和打骂学生。记忆里对学生算是动了粗的一次是在我当老师的早期，有次午睡课，班里少了三个男生，被我找到时他们正蹲在村里水库的小库房里，在捣鼓用来控制水库闸门的启闭机。水库建在深山里，小库房是加锁的，唯一的小窗又正好在与水面几近直角的大坝上，而他们几个正是从这窗户里爬进去的。万一失足，水性再好的人也凶多吉少。

把他们领回教室后我一阵后怕，用教鞭狠狠地抽了他们的掌心。

不过后来冷静下来想想，我还是有点自责，觉得当时更多的还是怕出了事自己要承担责任。每个孩子对陌生的事物都是好奇的，这就需要老师家长好好引导。

老师的一点点付出，对孩子的影响往往是一辈子的。

有一个女生，因为听力障碍，讲话不是很利索，是旁人嘴里的“半哑”。早时没有现在的特殊学校，她到我班里时，显得有点内向、自卑，和周围学生交流很少。但在上课中，我很快发现她听课很认真、很专注，面部表情也很丰富。听懂了，她会会心地笑，听不懂，她就停留在疑问或发呆的表情里。我在了解她的情况后，上课时会格外留意她的表情，在不影响上课进度的情况下，在感到她没听懂时，用语言加手势重复一下上课的内容，一般她都很快就会笑了。

四年带下来，她像是变了一个人，变得开朗、自信，连讲话也利索了许多，成绩稳定在班里的中上水平，和别的孩子完全没有隔阂。她的父母曾经带着县里的什么组织来采访过我，还专门听了一堂我的课，说是我创造了奇迹。

在后来的学习中我知道，这就是“以姿势助说话”，是教学语言的常用技巧之一，只要上点心就很容易做到。

虽说民办教师进教师队伍也经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查，还发给任用证书，但在具体待遇上还是一直低于公办教师的。

公办教师有正式编制，持居民户口，拿的是国家发的月工资，口粮是国家发的粮票，而民办老师的户口仍是农村户口，待遇同大队其他社员一样，也是在大队记工分，年终参加生产队统一分红。我进学校的1971年，我拿的工分是2800分每年，平均每日大约7.5分，仅相当于一个女性劳动力拿的工分。当时一个男性正劳力每日可以拿到11分的工分。如果按1元每分的分红，我那时能拿到的月工资是22.5元，而同等公办教师当时的月工资是28-35元。之后，虽说民办教师的待遇略有提高，自1979年后也开始有部分国家发给的现金补贴，但相比公办教师，还是一直有明显的差距。

所以在当民办教师期间，除了上好课，让学生出成绩，争取名额早日转为公办教师，是每个民办教师心中最大的愿望。

最早国家允许民办教师转公办大约是在1979年年底，是从一些边境县开始的。我们这里开始民办转公办在1985年左右，最初几年名额卡得很紧，全公社只转了几个。到了1992年，国家教委等部门联合下发了教人【1992】41号文件，逐步将一部分优秀民办教师选招为公办教师。之后，剩下的民办教师转公办步伐明显加快。

1997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又出台了一个国发办【1997】32号文件，提出“争取到本世纪末基本解决民办教师问题”。这两个文件基本解决了我们这些坚守在教师岗位上多年的民办教师的去向，浙江大概到1999年年底彻底取消了民办教师。

我是在1993年转的公办教师，当时是经全乡老师推荐，领导筛选，报教育局审批的，对工作业绩、政治表现、生活作风等都有具体考核，全县择优录取。转了公办教师，我的月工资从之前的120多元增加到了500来元。

要说这些年在教师岗位上的困惑和收获，肯定都是有的。

刚工作那会儿，心中一点底也没有，又急于想用上力，那种一边当学生一边当老师，生怕误人子弟的感觉是很揪心的。

还有，自己很努力了，偏偏待遇上又仅仅拿的是妇女的工分，家里兄弟姐妹多，老的老，小的小，父母就等着那点工分分红来维护一家人的温饱，这养了个大小伙子，挣的才是个老娘们工分，还一天到晚呆头呆脑的，花的时间看去比谁都多，老实巴交的父母难免有微词。为了宽慰父母，我每天放学后给家里挑水、砍柴，主动承担了家里的体力活，分田到户后更是起早摸黑，争取多干点体力活。等家里人都睡下了，我再在煤油灯下备课、做笔记。

民办教师开始精简那几年，整个村小就剩我们两个老师。为此我们不得不搞复式班，就是把一、三，二、四年级的学生放同一个教室，一排是低年级学生，另一排是高年级学生，老师上完了低年级的课再给高年级上课。跳开一级是为了减少孩子们的好奇心，因为知识点越接近越容易分散部分孩子的注意力，引起相互干扰。那阵子，我们一个老师要带两个班，语、数、音、美、体得样样会教，备课是相当吃力的，肩上的担子也是很重的。那时，我们这些老师之间见面也会相互打趣，“当个小学穷教师，修伞、补灯笼得样样会”。

在这中间，很多与我差不多时间进去的民办教师都先后离开了教师队伍。光我们村就先后招过八九个民办教师，但最终坚持下来并转为公办教师的就两人。

我也有过两次较大的动摇。一次是在1982年年底，那时分田到户已经一年多了，家里农活较多，自己又在参加中师函授，节假日也不能分担农活及家务，妻子抱怨较多。碰上年底，民办教师待遇差，学校没发任何福利，家里开支又大，妻子在一次抱怨中对我吼了句“你那点工资自己吃吃都吃不过”，极大损伤了我的自尊心，让我有了放弃教鞭的念头。那年寒假的最后一门函授课程考试，我没去参加，打算就此画上句号。

后来过年期间，看着我苦闷的模样，又是妻子反过来劝说我，说我这么多年过来也不容易，能坚持还是该坚持。春节后，我暗暗在心里与自己赌了一把，去参加落下那门课的补考，如果通过了就继续当老师，如果没通过就回家务农。结果自然是顺利通过了，而且是高分通过的，考的是古文。

还有一次大约是在1985年左右，改革开放已经让村里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我的很多同龄人都跃跃欲试。当时同村一个开拖拉机的弟兄就来找我商量，让我和他合伙去买辆汽车搞运输。那时，开了几年拖拉机的他家境要比我好很多，说实话我是有点羡慕的，心想凭脑子我不比他笨的。当时，我的两个孩子都开始上学，家里负担加重，一个穷教书的似乎也不能让家看到多少光明的未来。

但最终我还是放弃了买车，因为我发现那阵子让我夜夜梦到的不是即将通过借钱买到的新车，而是我已经站了十多年的三尺讲台。

村里陆续有了中专生、大学生，有一年还同时考上了三个本科生，听到这些喜讯是我最开心的。当老师最暖心的事是在不同场合意外听到一声“老师”，见到一张张似曾熟悉的脸。在不同的酒席上有学生专门来敬酒，在路边等车有车在身边停下并执意相送，在公交车上有人抢着买了车票，我知道这些我记不全名字的学生就像我的孩子，把我放在了他们的心里，这让我感到很欣慰。

2012年，拥有小学高级教师职称的我光荣退休了。

现在，我每月能拿到6200元的退休工资，幽居山里，这点钱足够我和老伴安度晚年了。回望这辈子的教书足迹，我做到了努力、刻苦、负责，也算无怨无悔了。

曾经教过我的徐炳松老师今年已经92岁了，依然精神矍铄、思路清晰，他仍然住在他的老房子里，与我仅一里路之隔。我常去找他聊天，聊时代的变化，聊不会改变的优良的师德师风。

前几天我问到当初是不是他推荐我去当的民办教师，徐老师摸了摸他养得很长的白胡须，对我说了两个字：“保密！”

看样子这辈子我与教师这一职业的渊源将留有永久的悬念了。

延伸

民办教师的概念：据1986-1992年间编纂的《教育大辞典》记载，民办教师是指“中国中小学中不列入国家教员编制的教学人员。为农村普及小学教育补充师资不足的主要形式。除极少数在农村初中任教外，绝大部分集中在农村小学”。民办教师最早出现在上世纪50年代我国中小学全部转为公办学校的时候，是师资力量的培养跟不上学校的扩张的产物。“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停学、停止高考等又中断了正规教师的来源，民办教师在70年代大幅度增加，据统计，到1977年，全国民办教师人数多达491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