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余敏 通讯员 鲁青

昨天上午9时半，在妻子王女士和医护人员的陪伴下，马克被推出浙医二院外科重症监护室，送进手术室。

马克是英国人，杭州女婿，才49岁。今年3月3日突发脑溢血，与病魔抗争了118天后，医生宣告其脑死亡。昨天，他捐献了心、肝、肾和两片角膜，其中大器官已移植给4名生命垂危的病人。

“他是我心中的英雄。”王女士说，自己也不能落后，她也填写了《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表》，按了红手印。

生前，马克曾和妻子就人的生死问题，有过深刻对话。这对跨国夫妻各自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我要回家，回杭州的家

马克6年前来杭州，在杭州维思得英语培训学校教英语。“性格乐观，小孩子们都很喜欢他。那天，他和学校请假说身体不舒服，谁知事情发生得这么突然。”马克的同事说。

3月3日，马克因为身体不舒服被送到了浙医二院急诊，很快出现了昏迷，医生的诊断是“蛛网膜下腔出血”。简单点说，就是脑溢血，很严重，很致命。具体原因医学上并不清楚，发生在马克身上，更是突然，每年体检时他都很健康，根本找不到任何征兆。

马克住院后，稍有意识时曾说过一句话：“我要回家。”他要回的不是英国，而是自己和妻子在杭州的小家。经过为期近4个月的治疗后，医生认为病情预后很差，希望渺茫，且已经处于脑死亡状态。

马克的父母均已过世，母亲曾做过心脏移植手术，移植让她的生命延长了20余年。患病前，马克曾说起过，假如有一天自己不幸离开了，希望能将器官捐献。在英国，马克与前妻育有一个女儿（25岁，已婚），王女士将马克的病情及捐献器官的想法和他女儿做了沟通，得到了对方的支持。

马克曾经说过，“我死也要死在中国”，一语成谶。

至少能救治6名中国人

昨天，浙二副院长梁廷波教授带领的肝脏移植团队、董爱强教授带领的心脏移植团队、肖家全教授带领的肾脏移植团队等组成的器官移植团队专家齐上阵，进行器官获取和移植手术。

马克捐献的1个心脏、1个肝脏和2个肾脏，分别被移植给4名患者，平均年龄才48.5岁。另外，两片角膜等待做移植，因为角膜可以分层使用，所以至少能救治2名眼疾患者。

浙二院长王建安教授表示，自2011年底获准开展心脏死亡(DCD)器官捐献移植工作以来，浙二累计完成了100多例心、肝、肾等大器官移植，手术存活率达95%以上。

浙江已实现器官捐献511例

马克生前为什么会想到捐献人体器官？其实这事不难理解。

人口总数不到7000万的英国，已经至少有1700万人登记，同意死后将器官捐献出来，约占总人口的1/4，其中多数人尤其是驾车者同意在致命车祸等意外发生后，捐献自己所有的器官，也有少部分人希望能在死后给自己留下一双眼睛。他们采取了媒体宣传、公益广告等各种方式来鼓励人们参与器官捐献，甚至还在学校中提倡讲授有关器官捐献的知识。

浙江的人体器官捐献工作走在全国前列，但与西班牙、英国、瑞典等国家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据浙江省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统计，我省自2010年8月开展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以来，截至今年6月28日，全省已累计实现器官捐献511例，捐献大器官1530个，角膜403片。目前，全省已经登记的捐献者有4200余位，占全省总人口的2.61/100万，近两年以年均1000余例的速度在增加。

就全国来看，中国每年约有30万患者急需器官移植，但每年器官移植手术仅为1万余例。现阶段我国的公民身后器官捐献率仅约0.6/100万人口，是世界上器官捐献率较低的国家之一。

马克和我

是如何看待生死的？

王女士 口述

我和马克认识已有7年。他这辈子做得最疯狂的一件事，就是抛下了在英国收入不菲的工作和生活，跟在朋友聚会上认识的我来到中国。

之前，我们就生死问题有过对话，能明显感觉到东西文化的差异。

马克认为，生死是无法预测的，人在生的时候要想得开，想要做的事情就去做，活得要开心。例如，他很喜欢教小孩子学英语，来中国后就去做了老师。他身边的很多朋友想法和他类似，这可能和他们小时候接受的教育有关，能够更坦然地面对生死，有的人甚至早就安排好了遗嘱。

我和家人，观念就比较传统，面对死亡，会觉得比较恐怖，忌讳去谈论这个问题，相信会有来生。

马克是我心中的英雄。他的精神感染了我，我们都希望能去帮助更多的人。所以，我也不能落后，也志愿捐献人体器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