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遇见顾西林，是在1963年的秋天，在文二街杭州师范学校宫殿式教学楼边的校园马路上。

1992年深秋，我第一次见到“西林亭”。它静静地伫立在玉皇山路77号，后来的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校园内。这里，被誉为“中国最美的音乐学院”。

八角亭飞檐翘脊、普通而朴拙，四围是繁茂的树丛，前方草坪上，有一对形态相似的古石马，好像没日没夜地在给它当着守卫，近旁有一口小池，清澈的水面上漂浮着各种金黄色的落叶。

亭子里，八根粗大的圆柱间一圈美人靠，一式的中国红。著名笛子演奏家赵松庭先生为其题匾，字体潇洒飘逸，自成一格，感觉刚修缮不久。

这是杭州师范学校（后更名“杭州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为纪念顾西林先生100周年诞辰而命名的。

之后，杭州师范大学将下沙校区西大门的一条大道定名为“西林路”，以永久地纪念这位为我国现当代音乐教育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音乐教育家。

我第一次遇见顾西林，是在1963年的秋天，在文二街杭州师范学校宫殿式教学楼边的校园马路上。

只见一个老人，从前方寂寞地落叶的梧桐树下向我缓缓走来，瘦削，矮小，留着一头向后梳的极短的男式头发，原来是音乐教师顾西林。

我迎上前去，恭敬地叫了声“顾老师”，瘦小老人眯起眼睛，呆呆地看着我，问：“你是——” 我赶紧回答：“我是新来的语文老师。”她微微一笑，连声说：“年轻好啊，年轻好啊！”声音好细。

后来，在教学楼二楼会议室又遇见过几次，见她用双手搬着一把轻巧的藤椅，笑眯眯地走进会场，跟大家打过招呼后，好多年长的老师从座椅上站起身，向她问好，寒暄，她也不断地点头示意，直到校长宣布开会。

那时候，已在杭师执教三十年的顾西林，盛名傍身，却依旧孑然一身，蜗居在女生宿舍2楼202室，跟一届又一届的女生为邻做伴。

十几平方米的住处，简朴得几近寒酸，却被她整理得满屋洁净，一丝不乱，而那一件件摆放得整齐有序的各类乐器，又显示出小屋主人不同一般的富有。

床头挂一幅字画：三只猫，意谓“三脚猫”，不知何人所作。估摸有两层意思：一是自嘲：琴筝件件不落，技艺却不够精；二是教诲弟子：学艺不嫌多，不要怕不精，或许将来派得上用场。

平时，顾老师深居简出，在校园里很少见得到她的身影，但她住所二楼的厕所卫生，却坚称要由她来长期“承包”。每天一早，满楼的学生上课去了，她便开始在厕所里忙碌，连抽水马桶也要揩拭得一尘不染。

仔细打扫一遍之后，稍歇会儿，她便从身边拿起一个火柴盒，抽出一根“擦”地点着，慢慢地移向一盘印度香，接着，一缕细细的青烟夹带着一股幽香，在小屋里慢腾腾地向四处飘散。

作为她的同楼邻里，女生们即便来不及整理寝室，走廊是一定要打扫得干干净净的，似乎这样，才对得起为大家打扫厕所的古稀老人。从她的门口走过，没一个不轻手轻脚 ，谁也不会大声喧哗。

“文革”初期，顾老师胃口很小，弱不禁风，一日三餐要人照顾。但仍首当其冲，硬是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屡遭“造反派”的“炮轰”、批斗，被隔离在卧室里，被要求“交待”一项项莫须有的罪名。

此后，我逢人便问：顾老师还好吗？无人能答。

如此二三年，忽然传来噩耗，说老人已经去世。自然，校园里未见有什么追悼活动，也不知她在何处如何入土为安。

1913年，21岁的她开始踏上音乐教育的漫漫之路。

出生于上海的顾西林，从小由其父亲授琴筝，后被送到上海启明女校修习钢琴和英文。因此，她既善西洋乐器如钢琴、小提琴，更有国乐的深厚基础，以及各类乐器的弹奏技巧，尤以二胡、琵琶见长。

1913年，21岁的她开始踏上音乐教育的漫漫之路。1926年，在苏州与人创建“丙寅音乐团”，这是我国最早的有名望的音乐团体之一。1933年，应浙江省立杭州师范学校校长章顾年先生的邀请，从江苏省立苏州女子师范学校赴杭任教，教授琴术、国乐，时年41岁。

在杭州定居前，她先后在江浙闽一带从事小学、中师、音专的音乐教育和研究活动，有著述《小学音乐教学法》，为教学搜集、整理的从指法练习到进行曲等不同风格的乐曲训练范本《琴术练习曲》等。

解放后，顾西林继担任杭州市文联副主席之后，1961年，当选中国音乐家协会浙江分会第一届主席。

从事音乐教育50余年的顾西林有弟子无数，不少是杰出的音乐家、音乐教育家和艺术家。

其中，有一位叫寄明的。

寄明？不了解她也不打紧，那首旋律高亢，曲调活泼，被一代又一代人唱得烂熟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的作曲就是寄明。

这把小提琴看上去要比常见的小些薄点，但发出的琴声，音质却是好得一塌糊涂。

我在杭师任教期间，尤其在“文革”以前，校园里的音乐风很盛，探究这风气的成因，似可追溯到1912年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

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是杭州师范学校的前身。

这一年的秋天，刚从日本归国不久的李叔同先生开始在此执教音乐、图画，在音乐课上教授乐理和钢琴，并从事“学堂乐歌”的写作，连续达7年之久，省第一师范学校也由此成为我国现代音乐教育的主要发源地。

此后，又不断有大师的倡导和实践，加之抚琴唱歌也是师范生的必修课，所以也有不少学生在课余时间去琴房“哆来咪发唆”地练琴，有时还得提前占位，一弹就是一两个小时。

有喜欢拉二胡的男生，晚饭过后，回寝室去拎一把二胡，便径直上了对面的女生宿舍二楼。

在202室门口，男生稍作停留，便轻轻叩门。听得里面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进来！”他再次整理一下衣冠，彬彬有礼地喊一声：“顾老师好！我来了。”推开门，轻轻地进入室内。

顾老师打量他一番，说声“来啦”，就将他引入卧室对面的一间同样大小的房间里。

“想拉《良宵》？不行！继续练《东方红》，控制好速度。过半个小时，我会过来听。”顾老师刚交代完，又听得对面的卧室门口有弟子在叫唤：“顾老师好！”于是离去，小屋子里立马响起低沉而沙哑的二胡琴声。

这回叫“顾老师”的，是同楼的一名矮个子女生，刚学二胡不久。

顾老师面朝她教育道：“学二胡，一定要钻到琴筒里去，不钻进琴筒，别想学好。”说得矮个子女生连连点头。接着，她从屋子里取出一只小闹钟，定时30分钟，交与女弟子，说：“还是那个老曲子，回自己寝室练去，闹钟响了回来，我听你拉。”女弟子连声说“好”，便一手拎着二胡，一手拿着闹钟，回到隔壁的寝室里，在下铺的床沿上端端地坐定，“哆来咪发唆拉西哆”地练起了指法。

1966年“文革”前夕，一位高个子男生，成为顾老师一生中的最后一名弟子。

他有一副好歌喉，每天早晨，几乎都要去操场吊嗓子，有时还会在教室里忽然“放声歌唱”，也乐意参加社会活动，是该届学生会文体部副部长。

“副部长”选学的与众不同，是西洋乐器小提琴。

他家境也很一般，哪有钱买昂贵的小提琴？原来是顾老师慷慨出借的。

这把小提琴看上去要比常见的小些薄点，但发出的琴声，音质却是好得一塌糊涂。他自然爱不释手，训练加保管，随身带着足足有四五个月，顾老师从不提收回的话，连一点暗示也没有。

“拜师”的第一天，顾老师让他当着面嚼一颗青果。他很有些不解，但顺从地照做了。开初，只觉得一股苦涩味冲上舌尖，过后，便有了丝丝甜意。一旁的顾老师笑道：“尝到滋味了吧？这叫‘先苦后甜’。”原来这尝青果，还有一层深意在，“副部长”叫绝。

后来才知道，“先苦后甜”是顾老师教育弟子的一个绝招，不少弟子都受过类似的教育和启示。

在杭师的弟子里，男生最受顾老师“宠”。因为在当时的师范生中，男生少于女生，学琴又最有毅力和常性，但不论男女，顾老师教授都同样严苛。为了帮这个难得学小提琴的弟子把握好提琴姿势，她甚至用绳子将他的左上臂跟前胸捆绑起来。指定的练琴地点，是她屋子边上的盥洗室，每次一两个小时。琴拉错了，她“笃”地敲一记木鱼叫停。他最怕木鱼声了。

过去好些时候，他才听说这把琴原来是法国巴黎国立音乐学院的一位友人赠送给她的，是她最珍爱、最有纪念意义的一份财产。

“文革”爆发后，他眼睁睁地看着一帮人将老师拉来拉去地批斗，心里有说不出的痛，那把伴随他将近半年的心爱的小提琴，也在这帮人的“勒令”下无奈“缴械”，不知了去向。

“副部长”毕业于1968年（因“文革”延迟一年），后来成了杭城小学界知名的音乐教员，标准的男高音，也搞音乐创作。退休后，先后担任多个业余合唱团的指挥，自称“闲不住的音乐老人”，我暗笑，真个是“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啊。很久很久以前，我是他的班主任。

此时，顾老师往往在一方小桌的一边放一盅白酒，另一边放一小碟花生，咪一小口酒之后，便开始“咔嚓、咔嚓”地咀嚼一粒花生米。

“文革”爆发那年，顾老师74岁。此前，虽然年老体衰，但仍乐意接收上门求教的弟子，不计环境狭小逼仄，教授各种琴术。

不用跨出校门，甚至在同一幢宿舍楼里，就能向权威学习琴术，那可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呀，好学者自然喜欢得不得了。

不过，顾老师严格、规范地教授琴术，在学生中是出了名的，人人都知道她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认真的、不诚心的、不听教的，且慢上门！

所以，那些真心想学琴的，个个显得毕恭毕敬，小心翼翼，不敢有一丝的懈怠和随意。

也有住校内宿舍，喜好琵琶弹奏的年轻教师，晚餐过后，在校外的田间小道上散一阵子步，便上楼去顾老师的202室小坐，讨教些问题。

此时，顾老师往往在一方小桌的一边放一盅白酒，另一边放一小碟花生，咪一小口酒之后，便开始“咔嚓、咔嚓”地咀嚼一粒花生米。遇到兴致好的时候，随手拎起一把琵琶，交与坐在身旁的年轻教师，自己握一把二胡，一起抚琴一曲，继而进行一番研讨，谈兴顿浓，小屋里也不再讲究轻声细语。

后来，顾老师托人又买了把琵琶，放在屋子里。一次，年轻教师进屋来看望，她欣喜地告诉说：“这把刚买的琵琶质量好些，今后我俩可以合着用。”他估摸着，这把琵琶价格不菲。

年轻教师原先是杭州大学民乐团的一名琵琶演奏员，跟我同时分配在杭州师范学校，同一个教研室。

排练结束后，我替她叫来辆三轮车，扶她上了车，看着车子在落日阳光里渐渐地远去。

2012年12月25日晚，浙江音乐厅。

杭州大关小学在这里举办民乐团建团60周年音乐会。曲目有11个之多，全部由大关小学学生演奏，年龄最小的才7岁。

半个多世纪以来，大关小学民乐团一个接一个地获奖，一次又一次地出访，小演奏员也换了一茬又一茬，但谁也不会忘记两个人的名字：顾西林和周大风。

顾西林和周大风先生是大关小学民乐队的伯乐和后盾。

两位音乐界的名人跟小小民乐队的相遇相识，是在1956年浙江省第一届文艺会演上。当时，成立才两年的大关小学民乐队参演的节目是民乐合奏《金蛇狂舞》，当最后一个音符在指挥的有力挥动中戛然而止，全场顿时掌声雷动，惊叹声不绝，作为评委的他俩自然也惊喜不已。之后，民乐队有了两位热心导师的精心扶持，1958年就获得共青团中央授予的“笙、萧、琴、笛样样精，从小服务工农兵”的题词锦旗。

2011年，在香港“‘民之乐’国际民乐展演大赛”上，民乐团跟一些成人专业乐团经过一番艰苦拼搏，最终夺得表演一等奖。

该校民乐团的第三任指挥程荣炳老师，在一个纪念会上的发言，较翔实地记述顾老师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民乐团初创时期一些轶事。征得他的同意，摘录如下：

大关小学民乐队的前三任指挥，都是顾老师的弟子，姜老师和我是第二、三任指挥。在杭师，我学的是扬琴，姜老师学二胡。据说，我俩是她从杭师毕业生中选了又选，对号入座分配给大关小学的。

离校时，我在校园里跟老师道别，她除了反复嘱咐要好好工作，把民乐队带好，还不忘让我带上她赠送给乐队的一件乐器——一架托人专门从上海采购来的高档扬琴。姜老师那时也有，是把紫檀木如意头二胡，自然都是老师自己掏的腰包。这些相赠，后来被同行们戏称为“陪嫁”。

1963年腊月的一天，纷纷扬扬地下着一场大雪，我正担心要过来指导排练的顾老师来不了了，却见前方一辆三轮车顶风冒雪地缓缓驶来，车上坐着一位老人，正是我盼望的顾老师！

我赶忙上前去搀扶，一起走进破旧的大礼堂。没怎么休息，她便腰板笔挺地站立着鼓动大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学琴的就要在寒风中锻炼意志。”并做起了示范：双手反复地前后搓擦。等小演奏员们照样地搓擦了一阵，她问道：冻僵的小手活络些了吗？大家说，好多了。她就开始指挥大家排练一首新曲。练了一遍又一遍，直到自己满意为止。临走时，路上已铺上了厚厚一层白雪。

1965年7月，夏至刚过，中午的天气变得有些燥热起来，顾老师又坐着一辆三轮车，顶着大太阳前来民乐队指导排练。

排练结束后，我替她叫来辆三轮车，扶她上了车，看着车子在落日阳光里渐渐地远去。

不料，这是我跟老师的最后一别。

顾西林和周大风先生以音乐结友，是中国音乐家协会浙江分会第一、四届主席。

2011年，已是88岁高龄的周大风先生，从定居的宁波北仑回到久别的杭州大关小学，在报告厅观看了孩子们的一场民乐演出，欣喜不已。

令我嘘唏的是，顾西林先生离开熙攘世间已有40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