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根/缩编 “我在写作中时常会感受到，张晓刚就是那种正处于两种时代交替时期的人，他们失去了安全感，不再感到清白无辜，他们的命运就是怀疑人生，把人生是否还有意义这个问题作为个人的痛苦和劫数加以体验。” ——吕澎 1 1982年1月，张晓刚回到了昆明，他为自己是否能获得一份正式的工作而焦虑之至。直到5月，他才告诉早已在成都画院工作的周春芽：现在，他被借用到歌舞团里做一名“美工”，绘制舞台布景。在一张拍摄于1982年的照片里，张晓刚的眼神与气质与之前刚进四川美术学院时迥然不同。在四年前刚刚进入黄角坪的川美时，张晓刚与部分同学们在学校大门拍了一张照片，十一位同学身着相似的服装，尽管脸上显露出笑容，却显示不出多少文明的智慧，一旁的张晓刚的神情还透露出刚刚离开农村时的紧张，他的衣着还是那么朴素，与在农村里赶牛羊时的衣服没有区别。那时他自己也觉得在同学中间没有任何可以值得骄傲的地方，从基础到可能有的创作灵感。经过四年的学习之后，张晓刚有了自信与有目的的渴望，他就是想到一个拥有充足个人时间的机构工作，以便能够自由地画画。他告诉周春芽，他为了找工作已经疲倦了，“只要能到一个有自己时间自由的单位里，我就满足了。关键不在什么单位，而在于自己的不懈进取。苦斗获胜者，永恒。是吗？谁能料想数年后，究竟谁是命运的真正主宰？我只愿上帝永远赐予自己单纯、专注的自由心境。” 2 对于那些内心不安分的中国年轻艺术家来说，1982年是一个清新的好年头，几个重要的西方展览在这一年展出。4月，张晓刚、潘德海、叶永青先后去北京观看了韩默收藏展，他们第一次看到曾经在画册中看到的大师的原作。此时的张晓刚还保留着对欧洲经典艺术的温情。他对伦勃朗精湛的技艺与对光的表现赞叹不已——张晓刚对由光所带来的神秘性有无意识的迷恋，这也许是他的那些特殊的光斑的潜意识视觉记忆影响的结果。有意思的是，他发现梵高的绘画没有他想象的那样神经质和疯狂，相反，却有些温馨。多年后当他走进梵高博物馆时，更加强了这个判断。张晓刚对欧洲艺术的感受没有掉入一般效果——例如逼真或者相反的紊乱——的分析，而是去发现对象的内在动因与秩序。 1982年12月24日的夜晚，他告诉春芽，他的情绪不好，但是也习惯性地写上了“明天是圣诞节，顺祝：快乐”。尽管这一年的《美术》有两期都发表了张晓刚的作品——《暴雨将至》《沃土》以及《天上的云》，他的作品甚至也参加了中国美术家协会四川分会在深圳展览馆举办的四川油画展，但是，那些哲学著作（尼采、萨特、弗洛伊德、柏格森的蓍作）、国外艺术家（梵高）的传记，以及他从任何地方得来的关于西方现代艺术的信息，已经渐渐开启了这位住在昆明的年轻人对自己的内心世界的重新审视，也许是母亲的气质与早期经历的敏感性，张晓刚几乎是本能地想要进一步摆脱涉及“风俗”、“乡土”或者小趣味的变形风格，表现主义、立体主义以及超现实主义的绘画在刺激着他的神经。在完成于1982年12月的一幅撒尼族妇女的肖像中，张晓刚已经放弃了那些细腻的表现，接近于平涂的画面减弱了“草原组画”中那样的温情，色彩并不响亮，保留了张晓刚天生就持有的犹豫与警惕，他想避免画面中有人们熟悉的“美”。当时间翻到1983年时，一种不安与内在的可能性渐渐显露出来。他在选择一种图像，这个图像不是来自草原或者圭山，至少不是来自草原或圭山的表象，他在朦朦胧胧中觉得有一些图像与形象可能来自于更隐秘的地方。不过，这时他还说不清楚。 3 历史上有这样的时期，整整一代人陷入截然不同的两个时代、两种生活方式之中，对他们来说，任何天然之理，任何道德，任何安全清白感都丧失殆尽。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尼采这样的天才早在三十年前就不得不忍受今天的痛苦——他当时孤零零一个人忍受着苦痛而不被人理解，今天已有成千上万人在忍受这种苦痛。 我想借黑塞对哈勒尔的评价的话用在这里：我在写作中时常会感受到，张晓刚就是那种正处于两种时代交替时期的人，他们失去了安全感，不再感到清白无辜，他们的命运就是怀疑人生，把人生是否还有意义这个问题作为个人的痛苦和劫数加以体验。需要补充的是，直至今天，这代人所遭遇的这种苦痛不仅丝毫没有减轻，还越来越陷入其看上去需要彻底崩溃之后才能获得轮回的深渊。 张晓刚获得父亲的最终认可的时间，是他的作品《血缘系列：同志120号》在2006年3月纽约苏富比拍卖行举办的亚洲当代艺术品拍卖会上实现了接近100万美元的销售。当父亲得知这个消息，他高兴地问二儿子晓熙：“这是真的吗？”在父亲还没有来得及向这个他一直担心并对其前途表示质疑的儿子祝贺时，这年秋天，英国收藏家查尔斯·萨奇（Charles Saatchi）又以150万美元购买了一幅1995年的《血缘》。五年后，这位著名的艺术商人以720万美元的价格卖出了这幅作品。直到2014年，张晓刚的“大家庭”系列的作品已经接近上亿元人民币的价格。随着拍场上频繁的锤声，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张晓刚”这个名字。 我还记得1988年10月，当“88西南现代艺术展”展览结束，张晓刚的《生生息息之爱》、何多苓的《马背上的圣婴》以及其他一些艺术家的作品因一时没有放的地方而被堆在我的家里。我问何多苓：“你的画什么时候拿走？”他说：“最好什么人给3000块钱把我的‘圣婴’拿走！”我又问张晓刚，“你的呢？”他说：“画太大了，我的家没有地方放，干脆我的作品一幅一千，三联三千也卖给哪个嘛！”作品在我家客厅里放了半个月，弄得我的日常生活也不方便，之后还是催促他们把画拿回去了。2012年，《生生息息之爱》在拍场上被卖到8000多万元人民币，这真是当年无法想象的。 春节已经过去，新的一年工作就要开始，我只能在这里停笔，准备去机场了。关于艺术家1996年之后的生活与艺术，我希望有一天能够有另一部著作去继续完成，因为这不是记述一个艺术家的私密故事，而是书写一代人的历史命运。 张晓刚 1958年出生于云南昆明，1982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张晓刚生长在“文革”年代，其昔日的生活状态和艺术追求，与所处时代的历史、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环境等等息息相关。在中国现当代艺术史上，画家张晓刚毋庸置疑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