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朱世泰 整理 曹晓波

我是钱姑娘去世后出生的，父亲提前将我的名字取好，刻在钱姑娘的墓碑上，也算她有了祭祀。

以前我家住在湖墅路大夫坊，也就是仓基新村的马路西面。祖上世代中医，门口挂块匾“沛国朱氏”，名气蛮大的。我父亲为人仗义，人称湖墅“孟尝君”。

有位徐先生，衢州人，流落码头，衣食无着。我父亲见他是文化人，收留了，墙门边辟一扇门，出钱助他开“锦轩斋”裱画铺，徐先生后来对我家很贴心。

有位钱姑娘，从乡下来看病，要吃几个月中药，我父亲让她借宿。钱姑娘病愈，父亲认她干女儿。她19岁，又为她寻了好人家，定亲。到了完婚日子，钱姑娘死活不肯，说她要报答，宁可给我父亲做妾。那时候，一个体面男人有偏室蛮正常。我亲娘气量小，不让钱姑娘和我父亲同房。有一天父亲出诊，两人发生口角，钱姑娘一时气急，喝盐卤死了。

我是钱姑娘去世后出生的，父亲提前将我的名字取好，刻在钱姑娘的墓碑上，也算她有了祭祀。父亲常说，你要给她（钱姑娘）上坟的，你是她香火的延续。我父亲去世时，我17岁，我也像父亲一样，生性正直，好较真，容不得不好的事情。

日本佬来了，父亲将房子交给徐先生看管，全家逃难到余杭潘坂的陶村桥。几个月住下来，我常在村口桥边看苕溪，想杭州。杭州成立“维持会”后，有人说，只要回去，都发“良民证”。我父母亲决定先回，我跟娘舅等消息。父亲来了信，说家里还好，就是堂前一幅山水画和对联，是祖父中举时王文韶送的手迹，被识货的日本佬拿走了。父亲要我们暂时嫑回杭州。

日本佬打到瓶窑，娘舅带我逃往东阳。

40天，学习结束，分配工作，四个袋儿衣裳一穿，蛮开心。

1939年下半年，我去参加抗日游击队。队长说，你没有人介绍，介个（怎么）寻到我们的？我要当你奸细，马上好枪毙你的。他问我住哪里。又派人押我到家，了解情况。那时我父亲已去世，我姆妈半条命都吓出啦，死活不让我再去了。

没几天，姆妈托人介绍我到清河闸（现大塘新村）小学当老师，长衫儿穿穿像个大人了。有个同学宋光谓，和我走得蛮近，他住大夫坊37号，比我大一岁，在大同路小学教书，他说他杀过一个日本人。暑假里，我们一起参加抗敌后援会。一到晚上，四五个人一组，写反日标语，放把火吓吓日本佬。后来宋光谓被日本佬抓走。

日本人没来抓我们，说明宋光谓没有招供。他姐姐宋英是妇产科医生，有一天来找我，拿出宋光谓的一颗图章，说这学期大同路小学的课，你帮他代代。我说一定去。我辞掉清河闸小学的职，去了大同路小学。隔了半年，宋光谓被杀，21岁，我记牢他的。

1941年，我认识沈涤新，同校老师，比我大三岁。她帮我介绍对象，没有成功，我们反而有感情了。结婚以后，我们决定办贫民学校，租了太平门外东狱庙的里殿当教室，校名“养正小学”，教材用的是上海万竹小学范本。我们年轻，精力好哎，每天湖墅、太平门来回跑。时间一长，吃不消了，就在大学路租了一间房子。

大学路房子的隔壁住了日本佬，有点文化的。每天进出，还同我打招呼，有好菜也请我过去喝酒。有一天，酒吃过，还送我一刀日本风景照的明信片。但我还是恨日本人，养正小学最终就是他们毁掉的。那是1943年，来了一辆卡车，说是军事征用，桌椅板凳全拉走了。书教不成，我只有跟徐先生学裱画。徐死后，我靠“锦轩斋”维持到日本佬投降。

光复后，我有两个表阿哥在浙江保安司令部，1948年春天，他们要我去司令部的“输送连”当上士文书，连部驻昭庆寺。不到三个月，表阿哥要我去开会，没几个人，讲话的军官叫曾某某，我这才晓得参加了共产党组织。曾某某布置我收集、调查底层士兵的信息，汇总给他。从那以后，每个新兵的资料，我都一式两份，一份交给曾某某。

曾某某比我大6岁，解放军一来，他就去了华东军政大学第十一班当班主任。1949年5月20号，杭州市军管会联络部通知我到官巷口的枝头巷17号学习。一个大墙门，蛮深的，楼上楼下，好几间大厢房，上百人吃住，还有收发报组，整天“嘟嘟嘟”响。

其实这是全市地下工作者大甄别，一早出操，“啪啪啪”，从枝头巷跑到湖滨，再跑回来，一路唱歌。三餐吃得蛮好的，每天学习，听报告。

40天，学习结束，分配工作，四个袋儿衣裳一穿，蛮开心。遣散的也有，吃枪毙的也有一个。分到公安系统就两个，一个是我，分到省军管委公安部侦讯科警卫连，当文化教员；一个汪洋，分到监狱管财务。

陆军监狱，现在望湖宾馆位置，警卫连看管“犯人”。那一年，牢房关满人，法院还没有成立嘞，案子归侦讯科审，每天一早，拉出去要枪毙五六个。我给士兵教常识课，杭州的路况、电器使用、都是农村来的嘛。还有投诚的，要上思想教育课。侦讯科后来撤销，警卫连去了部队，我分到拱墅区政府当总务股副股长。1951年，调到区供销合作社。

我落魄时，为了证明历史，找过曾某某，他在省委党校教书。这是他给我的信，说生病刚出院，个人做不来证明，要我寻组织。我说你是我地下工作的负责人哎，我还要去寻哪个组织？估计曾某某也有难处。我两个表阿哥早死了，我的档案也没了，只有自己证明自己。

偏偏我戆脾气，见了他，都懒得叫他。

说起档案没有，话就长了。我到拱墅区供销合作社后，有一年天旱，潮王乡孟乡长来，说要抽水机支援，我们派陈某去了，他以前是我的学生。后来孟乡长说，抽水机坏了，寻不着陈某。开会时，我当面批评了陈。哪晓得，第二天他被开除了。

当时，拱墅区政府在霞湾巷，区委组织科长好跑供销社，陈某总要陪他的，两人关系不错。组织科长是个南下干部，凭良心说，我蛮尊重他的，无非没工夫陪他。陈某被开除，找了组织科长，说我坏话。说朱世泰看不起南下干部，说你们没有文化。组织科长最忌这句话。我当时工作也太积极，一人兼了不少职务。他们就认为我有野心，将我除名了。

那是1954年，我就当小学代课老师了，断断续续五年。因为大跃进过热，城市要精简，又把我户口迁出，下放到大观山果园。想不通，也得去。

第三年从大观山调到瓶窑石濑茶场，后来再调到富阳大青农场。“大青”是劳教农场，归公安看管。我们的“下放”身份没变，却有一个郑某某队长管我们。

郑某某总看我不顺眼，常说“朱世泰，我看你走相，就像国民党军官”。我不理睬他，也不向他点头哈腰，这也是我后来吃苦头的根源。有一天我发烧，起不来，郑某某进来，说我装的。我没理他。他捏牢我一只脚，从床上拖到操场。

我躺在地上不起来，莽太阳晒得虚汗满脸，就是不服软。大家都说“要出人性命啦”，郑某某才让人扶我进房。

我晓得，只要我肯向郑某某认错，服软，他就会开心的。偏偏我戆脾气，见了他，都懒得叫他。他说朱世泰，你不服是不是？我郑某今天说拘留你，马上可以撤销你“下放”身份的！我正眼都没朝他看。结果他真摸出拘留证，填了我名字，说下午去小车桥报到，车钱自己会钞（付费）！

我就这样进了小车桥监狱，按规定，先拘留，后逮捕，但没有罪名起诉我啊。管理员晓得我情况后，就给我一个人一个小间。有地板，有报纸，吃饭不限量，还好自由走动。第40天，监狱决定放我，大青农场来人了，送我回了家。还同我老婆说，朱世泰没有啥问题，就是脾气不好，你要劝劝他。

我的人生蛮奇怪，就两个40天，改变了我一生。

第二个40天改变了啥？我的档案没了。我是回到大青农场才晓得的，我不在时，小队的人每天落工要开会揭发我。揭不出，不结束，只好乱揭，但还是达不到定罪标准。郑某一来气，就把我档案烧了。他总以为我转到别处去“劳改”，不会回农场了。

1970年，我们140多名“下放”人员转到了富阳里汪村，当农民，一晃十年。没想到，1979年一个文件，我们全部落实政策，回到了杭州。因为我没有档案，工龄只能从1958年算起。为了这，我又整整跑了十年，好歹又补回了8年。但还是无法证明我1948年到1951年的工作经历。

为了搞清楚，我找到了梁家坟亲（管坟人），一见面，噢，和我朱家同一坟亲，姓吴。

江山好改，本性难移啊，吃了噶（这么）多苦，我还是较真的脾气。十几年前，运河整治，“乾隆御码头”遗址亭造到运河东岸，我又同运河“综保会”较真了。我说乾隆皇帝六到杭州，除了第一次在“老码头”上岸，后来五次都在“新码头”落的船。新码头在哪里？就在仓基新村的运河西岸。方志上有，乾隆《南巡盛典》上有，传说也相符的。

写信，没用，登门说，也没用，我直接给市政府写信。我的信转到市“信访办”，“信访办”转到运河“综保会”，回信了。说“康、乾十一次来杭，跨度百年，不可能都在同一地方上（下）岸，历史记载也仅仅说明某次皇帝在这个码头上（下）船”。把“御码头定在德胜路运河桥北边的运河东岸，是有充分道理的”。

啥个充分道理？弄错就承认咯。御船停泊，除了大船位吃水深，还要安全，随随便便好停的啊？以前仓基新村四面环水，有粮库码头，《南巡盛典》上的“新（御）码头”，就画在这里的。

那天晚上我写信、画图，第二天上午送到杭报大楼。我说要尊重历史，不然会误导子孙后代的。三天以后，《杭州日报》登了我的意见与手绘地图，还有乾隆的《南巡盛典》运河图（朱老拿出2008年1月23日《杭州日报》“‘御码头’地址弄错了？”剪报）。

两天以后，《杭报》又出文章，“‘御码头’究竟在哪里？”，是张震毅的文章。张15岁在德胜坝码头上班，当时运河两岸，都是自然形成的河滩，没办法停大船。只有仓基新村一段码头，堤岸下密密集集是木桩，堤上的石料一律是大块齐整的青石。我说对嘞，这就是乾隆皇帝落船的“新码头”。“老码头”在哪里？《湖墅小志》上有，《南巡盛典》也有，叫“万寿宫”，就在前几年造的香积寺牌坊位置。1958年前，还有汉白玉的“万寿碑”，1米多宽，毛5米高。

你看，这张2003年2月12日的报纸，说杨家牌楼修路挖出石人石马，是哪个的？记者调查，有的说是晚晴大学士王文韶，有的说是丁丙丁氏家族，有的说是乾隆的礼部尚书梁诗正。我又较真了，我写信给报社，说都弄错了，丁丙没有做过大官，不能竖石人石马，这是常识。王文韶和梁诗正的墓，都不在这地方。

这是哪个的墓？是乾隆的刑部尚书梁肯堂的墓。我从小到杨家牌楼上坟，梁肯堂的墓就在这附近，石人石马，都是嘉庆时的文物。我今年94岁，怕时间长，记错。我去省图书馆、区档案馆查，没错。我还找到梁肯堂的后人，红卫医院梁宝康院长。

梁宝康说，“文革”那年，他15岁，和姆妈是孤儿寡母，生怕被人清算，梁肯堂的墓都没敢去过。为了搞清楚，我找到了梁家坟亲（管坟人），一见面，噢，和我朱家同一坟亲，姓吴。我问坟亲，当年墓前的石人石马不止这几个，还有的哩？墓地茶叶是哪个种的？他支支吾吾。哪晓得旁边一个人骂我“背”，骂我“多管闲事”。我指责他，他出手连打我两拳，我差点跌倒。

为了沈括的墓，我也较真过，给有关部门多次写过信。沈括墓在余杭安溪，以前破坏得蛮厉害，后来修好，我又去看过，还是在某单位的大墙内。我写信反映，又登门反映，没有下文。半山娘娘庙遗址也是，2008年我写信，提出修复。拱墅区城建局王局长还召集过座谈会，同意重建，后来啊，不提起了。

2013年，我写信反映孤山的郭孝童墓，这是传统的孝道文化，应该修复。郭孝童本名郭金科，15岁家中起火，为救母亲被烧死。明朝万历年，有人上表，赐封“郭孝童”，葬在孤山。墓碑是好几年前偶然发现，没修复过。园文局姓田的工作人员回复我：墓和碑都没有了。

我再写，2014年一位姓陈的答复我：等省市有关部门和专家论证后，我们将会认真做好保护工作的。但一直没有动静啊，我盯牢黄包车，再写。

第三次答复我，说墓室低于西湖水位，为尊重逝者，决定“原址保护”。啥意思？就是不动它。我说从明万历年到民国初，方志记载郭孝童的墓都是蛮好的，我又没要求深挖，就是恢复个墓址，噶难？我就写信给主管园林的张副市长。

我还有不少要提的，譬如西溪路的孙宝琪（民国第四任国务总理）墓修复；小和山的金莲寺修复。还有“白荡烟村”的景点错建在运河“新码头”；“夹城巷”混淆成了“米市巷”；左家桥的石碑把“左世裕”刻成“左光裕”，这都要改正的。

对市民生活有关的我也提，以前湖墅北路贾家弄口的公交车站，叫“卖鱼桥”。我几次写信，还画了图，说卖鱼桥在仓基新村，老早没有了，这站名应该叫“贾家弄口”或者“珠儿潭”。后来市交公司来改了，叫“娑婆桥”站。娑婆桥在哪里？在哑巴弄，离这里毛一里（500米）路啦，河老早没了，桥也老早没了。改“娑婆桥”，啥道理都不晓得。我再反映，不理我了。你看，这就是2013年到2014年我写给市交公司的底稿。

市交公司好的地方也有，这要一分为二的。我带你去看（那天朱老带我到了贾家弄的西口，和睦路交叉处）。这里本来有一个23路公交车站，正好是变道处。我写信反映，能不能将公交站往前（北）移。结果，站台马上移了，蛮好的。

（本文写于2015年。今年4月15日早上7点，我接到朱世泰老人电话说：我住院了，不来事了，你来看看我。我到医院，朱老在昏睡中。他是3月初去杨家牌楼时不慎摔倒，送医院的。昏睡中的朱老听说我来了，坚持坐起来，从腰包中拿出两份信件：一份是朱老写给张副市长反映郭孝童的信，空白处有张副市长“认真细致对待”的字样。一份是园文局关于恢复“郭孝童之墓”的报告。朱世泰交给了我，哭了，他说心事总算了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