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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报道解救渔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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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报道解救渔奴
2016-04-21

本报评论员 徐迅雷

这是新闻伦理的基本要求:若能挽救处于险境的新闻当事人,那么第一位是救人救命,第二位才是发布新闻。

记者干的是良心活。尤其是深度调查的记者。第100届美国普利策奖日前揭晓,最有分量的“公共服务奖”,颁给美联社“东南亚渔奴悲惨遭遇”系列报道。该系列报道揭露了印尼、泰国数千名渔工遭受奴役的悲惨经历,并最终促使2000多人获救。

向不死的新闻魂致敬!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美联社4名女记者跟踪调查东南亚“海鲜血汗工厂”奴役渔工的行为,共形成10篇调查报道。那些没有人身自由的劳工,来自东南亚各国,主要来自缅甸,他们或被黑心中介诱骗而来,或被直接绑架而来;到了班吉纳小岛后,他们被囚禁起来,完全成了奴隶,没有姓名,只有编号;他们被迫去到渔船上,从事海鲜捕捞和加工的艰苦劳动,全年无休;有的渔奴甚至被关进笼子里,那“牢笼”小到不够每个人平躺……

这真是“渔奴吁天录”!渔奴们如果有一丁点不听话,船主就进行毒打,甚至用带有倒钩毒刺的鳐鱼尾巴抽他们。渔奴的回报只是极少的工资,甚至是零工资。渔奴被虐待致死后,有的直接被扔到大海里喂鲨鱼。被奴役时间最长、至今还活着的一个渔奴,已经为奴22年!在这与世隔绝的孤岛上,你想逃出去简直比登天还难!

美联社记者的眼睛,不仅仅只盯着孤岛上的渔奴,而是着眼于美国的“海鲜供应链”,从而让公众看到:这些由渔奴们捕捞和加工的海鲜,装上货船后,流向美国的超市、餐厅甚至宠物商店,支撑着整个海鲜消费体系……这就让美国消费者知道,进入你口中的,很可能就是“不道德”甚至是违法犯罪的“美味海鲜”!

这一劳工受虐待事件的深度调查报道形成后,美联社的记者们在考虑,是先发布这重磅新闻,还是先救人?这是个两难选择:如果现在不发,可能在联系官方救人期间,事情闹大了,被别的媒体抢先报道;如果现在发了,这些渔奴劳工则有可能面临生命危险。在爆炸性新闻和渔奴的安危之间,记者们最后选了“生命第一、救人第一”,宁可延迟新闻发布,也要首先救人——最终,这些劳工获得了解救,其中最小的只有15岁。

纵观这一通过报道解救渔奴的事件,走过了这样的“三部曲”:先采写深度报道,继而解救渔奴劳工,最后刊发报道。这就是新闻伦理的基本要求:若能挽救处于险境的新闻当事人,那么第一位是救人救命,第二位才是发布新闻;若在特殊情况下,记者无法首先救人一命,无法“再造七级浮屠”,那当然只能及时发布新闻,以防范类似事件的发生——这是第二选择,属于“次道德”,而非“不道德”。

那么,今年普利策“公共服务奖”的获奖报道,能给我们中国记者什么启示?以我们的角度视之,那就是要牢记社会责任,要坚守新闻理想,要始终明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要转作风、改文风,要俯下身、沉下心,要察实情、说实话、动真情,要努力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有分量的新闻作品。

进行最有深度的新闻调查,提供最有高度的新闻作品,这是社会之幸。马丁·路德·金说:“历史将记取的社会转变的最大悲剧,不是坏人的喧嚣,而是好人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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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报道解救渔奴
2016-04-21

本报评论员 徐迅雷

这是新闻伦理的基本要求:若能挽救处于险境的新闻当事人,那么第一位是救人救命,第二位才是发布新闻。

记者干的是良心活。尤其是深度调查的记者。第100届美国普利策奖日前揭晓,最有分量的“公共服务奖”,颁给美联社“东南亚渔奴悲惨遭遇”系列报道。该系列报道揭露了印尼、泰国数千名渔工遭受奴役的悲惨经历,并最终促使2000多人获救。

向不死的新闻魂致敬!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美联社4名女记者跟踪调查东南亚“海鲜血汗工厂”奴役渔工的行为,共形成10篇调查报道。那些没有人身自由的劳工,来自东南亚各国,主要来自缅甸,他们或被黑心中介诱骗而来,或被直接绑架而来;到了班吉纳小岛后,他们被囚禁起来,完全成了奴隶,没有姓名,只有编号;他们被迫去到渔船上,从事海鲜捕捞和加工的艰苦劳动,全年无休;有的渔奴甚至被关进笼子里,那“牢笼”小到不够每个人平躺……

这真是“渔奴吁天录”!渔奴们如果有一丁点不听话,船主就进行毒打,甚至用带有倒钩毒刺的鳐鱼尾巴抽他们。渔奴的回报只是极少的工资,甚至是零工资。渔奴被虐待致死后,有的直接被扔到大海里喂鲨鱼。被奴役时间最长、至今还活着的一个渔奴,已经为奴22年!在这与世隔绝的孤岛上,你想逃出去简直比登天还难!

美联社记者的眼睛,不仅仅只盯着孤岛上的渔奴,而是着眼于美国的“海鲜供应链”,从而让公众看到:这些由渔奴们捕捞和加工的海鲜,装上货船后,流向美国的超市、餐厅甚至宠物商店,支撑着整个海鲜消费体系……这就让美国消费者知道,进入你口中的,很可能就是“不道德”甚至是违法犯罪的“美味海鲜”!

这一劳工受虐待事件的深度调查报道形成后,美联社的记者们在考虑,是先发布这重磅新闻,还是先救人?这是个两难选择:如果现在不发,可能在联系官方救人期间,事情闹大了,被别的媒体抢先报道;如果现在发了,这些渔奴劳工则有可能面临生命危险。在爆炸性新闻和渔奴的安危之间,记者们最后选了“生命第一、救人第一”,宁可延迟新闻发布,也要首先救人——最终,这些劳工获得了解救,其中最小的只有15岁。

纵观这一通过报道解救渔奴的事件,走过了这样的“三部曲”:先采写深度报道,继而解救渔奴劳工,最后刊发报道。这就是新闻伦理的基本要求:若能挽救处于险境的新闻当事人,那么第一位是救人救命,第二位才是发布新闻;若在特殊情况下,记者无法首先救人一命,无法“再造七级浮屠”,那当然只能及时发布新闻,以防范类似事件的发生——这是第二选择,属于“次道德”,而非“不道德”。

那么,今年普利策“公共服务奖”的获奖报道,能给我们中国记者什么启示?以我们的角度视之,那就是要牢记社会责任,要坚守新闻理想,要始终明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要转作风、改文风,要俯下身、沉下心,要察实情、说实话、动真情,要努力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有分量的新闻作品。

进行最有深度的新闻调查,提供最有高度的新闻作品,这是社会之幸。马丁·路德·金说:“历史将记取的社会转变的最大悲剧,不是坏人的喧嚣,而是好人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