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洁维 口述 张哲 整理
在我童年时爸爸就去世了，是车祸。
我今年虚岁92了，身体仍然很好。每天6点我非起床不可。早上吃泡饭，买菜回来以后去对面楼的“聊天室”。那是我们几个老邻居谈论国家大事的地方。我不像别的老太太喜欢说家长里短，我关心的是政治。
“聊天室”人多的时候有近10个。最近糟糕了，发起人老王死了，对面的老周夫妻两个进了敬老院，有一个叫毛豆的在住院，他有糖尿病，又搭了支架，还有腹水，毛病都是上纲上线的。
我算是健康的。先生去世十多年了，我都是一个人生活。每天下午，我都要从城北坐车，去青年路的大华书场听书。
人家说，你腿脚这么好，耳朵一点也不聋，平时大毛病没有，连感冒都不太有。我说是啊，我还天天吃红烧肉呢！人家问了，那你有什么长寿秘诀？我只好说：“手脚要动，脑子要用，心境要松。”
其实，光是听书这件事，就能帮人做到上面这些要点。
我一生经历了很多故事，但如果要说起听书的习惯，还要从小时候讲起。
爸爸妈妈结婚的时候一个十八岁，一个十六岁，都很年轻。我出生在上海，小时候的奶名叫董桂弟。祖父有两爿南货店，一爿叫同乾和，在小西门，祖父自己管；一爿叫同和泰，在白云观，由我爸爸来管。我们一家人就住在同和泰的里间。
在我童年时爸爸就去世了，是车祸。那天他从同和泰骑着自行车到同业公会去进货，结果在法租界，也就是现在西藏南路光明中学的地方，被一辆法国清洁车撞死了。
那时候我虚岁六岁，弟弟才出生四个月，家里一下子失去了支柱。法国人提出赔我们家一千四百大洋，祖父骨头硬，他说这是买命钱，我们要它做啥？他不肯要，非要他们吃官司。但我妈妈想来想去，最后还是拿了钱。她想想自己一个女的，以后怎么生活还不知道呢。
妈妈拿了这笔钱，存在外公的上海安泰运输公司，每个月拿点利息。而我的生活开支就由祖父负责，虽然失去了爸爸，过得也还可以。
祖父非常宠我，因为从我出世到十岁，十年间他生意越做越大，南货店一共开到六爿。十岁那年，他把我的生日作为新店开张的日子，在金陵东路鸿运楼里办了开市酒。
在他的宠爱之下，我也养成了倔强骄傲的个性。我们是个大家族，就同巴金的《家》里写的差不多，什么大房、二房，堂舅舅、表舅舅，弄都弄不灵清。但是家里人上上下下都不叫我名字，只叫我“大号佬”。我吃饭都是坐在上皇头，杯子拷两下，喊一声“老酒拿来！”所以后来脾气不大好，都是小时候娇惯出来的。
我们找到曹娥江边，哪晓得祖父正准备跳江！
好日子不长。卢沟桥事变以后一个月，淞沪会战打响，八月十三开始打，我和弟弟八月十一就跟着祖父逃难了。
我们本来计划从上海坐船到宁波乡下老家。但是当时上船是把人一个一个吊到船上的，我们都不敢。所以我们改道，先坐车到杭州，南星桥渡了江到萧山吃饭，晚上在绍兴过夜。
第二天本来打算去曹娥江摆渡，谁知路上遇到日本飞机扫荡。他们飞得很低，光啷头我都能看得见，机关枪往下面不停开枪。我们的司机慌了，说不行了不行了，避一避吧。于是大家都下车，祖父管住行李，我带了弟弟往附近安全的地方逃。
等到警报解除，我带着弟弟跟着其他人四处寻找祖父，却怎么也找不到他。当时我十三岁，弟弟才九岁，他走着走着走不动了，哭着说：“姐姐，我们钱也没有，祖父也不知道安不安全。以后我们怎么办呢？”
我听了这句话，倔强的个性就上来了，我说：“你不要怕，也不要哭。没有钱也不要紧，姐姐我就是讨饭也要把你带回家乡！”
我们找到曹娥江边，哪晓得祖父正准备跳江！他看到我们回来，激动地抱住我们说，“你们两个是我董家门里的一对宝贝，要是不能把你们安全送回老家，我也不想活了。”
这时候我妈妈已经改嫁给杭州梅家坞一个姓孙的男人了。继父没结过婚，没有孩子，妈妈又舍不得我弟弟，所以我到宁波的第二年，妈妈把弟弟领到杭州生活。而我，就像孤儿一样被寄养在宁波乡下。
在宁波乡下，经济上我不用愁，祖父会从上海寄钱给我。生活上呢，祖父有个残障的堂哥在乡下给我家看门，平时他养鸡、种地，所以我吃饭吃菜有他照顾，都不用愁。
我主要是没人管束，同野孩子一样。跟了农村的男孩子，脱了鞋子跳到河里捉鱼，或者在田坂里捉田螺。到了晚上呢，我就跟了邻居去庙里听书。
那种书是用宁波话讲的，当地人叫走书，一个人拿着小锣或者弹着琴唱。三四个铜板听一场，自己带了瓜子、花生去，听的都是些老书，什么《薛平贵征东》《包公与狄青》《五虎将》《万花楼》……我竟然听得津津有味。
十六岁的时候，我妈妈听一个亲戚说我在乡下过得不像样，跟野孩子差不多，才决定把我带回到上海。这时妈妈在上海开了大利运输保管公司，供我在华光中学读书，而我也跟了继父的姓。结果太平洋战争爆发，大利歇业，我辍了学，先去姑丈开的天明糖果厂包糖，后来又去舅舅的小学教书。
我继父是杭州人，把我当作亲生女儿，经常对朋友说一定要把女儿嫁到杭州。这个时候梅家坞一户姓唐的人家托了媒人跟他联系，到上海来相亲，男方是开印刷社的，继父看了比较满意。
我在十九岁那年在上海南方饭店订了婚。这不是自由恋爱，完全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我找到青年路56号大中印刷社，未婚夫看我一来就把我的良民证藏起来，不让我回去，拖牢我结婚。但我很吃惊，不是说是个资本家吗？怎么家里穷得要命，连条被子都没有？
后来我姑娘玉珍（小姑子）告诉我，他是结过婚的。我呆掉了。原来他先娶过表妹，直到父亲死了才敢离婚，但继母年纪很轻，非要自己嫁给他！
这份人家真是弄不灵清，好在我先生这点理智还是有的，他不肯，所以另外托人做了媒同我订婚。继母大吵一番，把家里的细软都拿走了。
嫁到这么苦的人家，怎么办呢？先生怕我逃回上海，把我经济权也掌握了，每个月给学徒几块钱就给我几块钱。
我对他说，你不要再装阔了，干脆保姆不要再用，节省开支，烧饭我来烧。
凭良心讲，灶头我根本没看到过。杭州人烧饭用柴菩头，要点旺是很麻烦的，家里两个学徒看了说，师母你太苦了，花一样的女的，弄成这副样子。他们把印刷时用来擦油墨的废纸拿来给我引火，教我怎么做。
为了把这份人家搞好，我日也做，夜也做。社里用的是四开机，我前面踏一个，后面踏一个。我第一个孩子就是我踏机器掉下来的。
50年代初，我当上青年路妇女委员会副主任，第一件办的事情就是扫盲。
杭州的印刷社里，只有我们一家能印英文的花体、正体、草体。过去我们跟浙二的前身广济医院做生意，抗战胜利后笕桥建了航空军校，教官是美国来的，地勤人员是印度来的，文件都是英文，也只有我们能做，那时大中生意好得不得了。
玉珍和她妹妹后来都嫁给了空军军官。不久之后，两姐妹都随丈夫逃去了台湾。
1949年5月3日，我在柳浪闻莺钓鱼，亲眼看着解放军进杭州城。他们身穿黄布衣服，下面是草鞋。我从来没见过这样一支军队，好俭朴啊！
刚解放那段时间，邮政局、财政厅有许多邮票、收据、文件需要印刷，共产党的干部来到大中，看我们夫妻实实惠惠，非常信得过我们，生意好得不得了。
50年代初，我当上青年路妇女委员会副主任，第一件办的事情就是扫盲。妇女要翻身，一定要有点文化吧？自己名字都不会写，怎么翻身呢？我就办了个妇女识字班，自己到新华书店买了书，用印刷社的废纸订成本子，借了东平巷小学的场地，晚上给她们上课。后来考虑到不能只照顾妇女，所以干脆办成夜校。这样一来，我在居民区里群众威信很高。
土改、肃反，这些运动我作为基层干部都积极参加了，日里办公，晚上还要巡逻，完全是义务的。因为十分配合政策，我受到公安局的表扬，还出席了杭州市防奸治安模范代表大会，公安局姚局长给我们端饭，张副市长给我们端菜，我胸前戴着大红花，咚咚咚地敲鼓。
抗美援朝时捐献飞机大炮，我把身上的首饰都卖了捐钱，所长给我做了一篇报道，登在杭报上。
这个时候，财政厅来商量，想收购大中印刷社，条件是把我们的机器都评估一下卖给他们，我跟先生可以作为职工进去工作。我觉得很好，这样我们就不是资本家了，反而变成了国家工作人员。但我先生不同意，他说大中是祖产，怎么好卖掉？我很生气。
他不听。半年后五反运动来了，公家不再跟我们来往，而我们主要做的是机关生意，所以只能坐吃山空。到1954年已经捉襟见肘，卖了一台机器，用这笔费用解雇了几个职工。
1956年1月1日，大中进入公私合营时代。
他们实在不讲理，我也不叫饶，你尽管打。
大中公司合营以后，先改名叫群利，后来变成人民印刷厂。我被分配到清河坊业务站当会计，而先生进入总厂，被安排做排字工作。
他每天回家唉声叹气，说自己不会做，版子搬也搬不动。
他这个人胆子小，出了门树叶落下来他都怕头打破，所以只会在家里发牢骚，不敢去跟领导讲。
第二天我跑到总厂，去请厂长给老唐换一个工作，他擅长英文，不如安排他做校对。厂长也同意了。我先生后来说，你胆子真是大。
到了1962年，蒋介石宣称要反攻大陆，刚好别人跟我聊天，问起我家里在台湾的亲戚，我说他们是军官。她就说，那好呀，如果国民党反攻回来，你日子又好过了。
我说：“旧社会我是戴手镯脚镯，如果他们反攻回来，我又要戴手镯脚镯了！”
结果倒好，她把我的话断章取义传出去，说我希望国民党回来，可以穿金戴银。这样一来，我从培养对象变成了内控对象。
“文化大革命”来了，写我的大字报满天飞，让我立在太阳底下，头上顶个碗，前面挂块黑板，铁丝扣在头颈里，用电线做成的鞭子啪啪打我。
他们实在不讲理，我也不叫饶，你尽管打。送到医院，医生一看，太残酷了，给我开了三个月的假条。
我去我们橡胶厂请假，厂里不肯，叫我通阴沟。
也是差不多这个时候，我先生告诉我一件事。原来抗战胜利的时候，他买了许多画报，上面有蒋介石的头像，还有国民党的党旗，民国的国旗。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害怕，就把这些画报藏在地板下。直到这时房管处通知我们房子要征收了，才告诉我这件事。
他的意思是叫我跟他两个人一起揭地板，把这些东西偷偷毁掉。我跑到治保主任那里，说老唐有东西塞在我家地板下头，请求明天派出所派同志来，把地板撬一撬。结果第二天一撬，发现这批东西早就被老鼠啃光了，没有了。
不过治保主任讲，孙老师，你是不是叫唐某人写一篇当初放下去的经过。所以我回家就说：“如果不是这次征收房子，你还要瞒下去？我们身份特殊，两个妹夫都是反动军官，我们要是自己掘了地板，东西又没了，人家要是说你下面藏了发报机呢？头上生嘴生到脚底板，到时也讲不清楚了！”
我让先生不但要写经过，还要挖挖思想根源。他说不会写，最后我写好让他抄了一份，送到派出所，得到了表扬。
到1968年，我离开杭州到了上海。也是那一年，妈妈去世了。
那时她怕抄家，把十几两黄金拿去外滩卖给银行，得款八百多块钱。弟弟是共产党员，当时在贵阳搞三线工作，探亲的时候听说妈妈卖了黄金，就要她买块手表。
我妈妈对儿子喜欢得很，不但给他买了表，还买了派克大衣，做了件丝棉棉袄，花了三百多。
结果弟弟回去之后告诉了我弟媳，她也来探亲，又叫我妈妈买东西。妈妈后来一直生闷气，有一天我侄儿跟邻居孩子吵架，邻居来告状，我妈妈一气一急，晚上毛细血管出血，送了医院。
当时资深的医生都去通阴沟、搞卫生了，坐诊的都是红卫兵。一听我妈妈说脚痛，就给她开了30颗保泰松。保泰松是治关节炎活血的，我妈妈是毛细血管出血，一吃就到处出血，起不来了。
那时候上海已经取消了土葬。我妈妈很怕火化，我只好带她来了杭州，最后她死在浙二。我到萧山买了棺木和坟地，把她葬在那里。
我又恢复了年轻时听书的习惯，这16年来从不间断，一直坚持到现在。
“文革”时我毛病非常多，高血压，低压到过110，高压到过180。还有肝脏肿大，胃也痛得要命。常年热度不退，4年里每天都是38℃到38.5℃，连一只杯子都拿不牢。后来去宁波乡下住了一两个月，养蜂人给我吃蜂蜜，早上一杯，午睡以后一杯，加上经常打太极拳，什么烦心事都不想，就是这样慢慢养好的。
1998年开始，我先生身体弱下来了，到1999年住进医院，我一直服侍他。10月的时候他已经病重，有一天对我讲了一番话：
“洁维呀洁维，你的一生是我害你的。没有你，这个家怎么做我都不知道。你在我身边我胆子就大。”
这些话想必是他一辈子的真心话。到了11月的一个礼拜一，我开完会去医院，看他精神不错。我跟护工讲，晚上给猫耳朵热热给他吃。他听见了说，“你好早点回去了，等会车子很挤的，人家送来一只西瓜，我怕冷不要吃，你拿回去吃。”
结果半夜护工来电话，老先生不对了，手在空中抓。等我赶到医院，我先生眼睛已经闭了。
我说：“你醒醒！我来了，你说过的呀，我在你身边你胆子就大，你眼睛睁开看看，是不是我？我已经来啦！”
他果然张开眼睛，朝我看了看：“噢。噢。”两声噢。
我女婿讲，妈妈，爸已经去了，仪器的线已经平了。
他死得毫无痛苦，但我还是难过了半年。大儿子劝我多去搓麻将，但是我也不想搓了。一个人过日子，好像什么意思都没了。
其实以前我就有听书的爱好。小时候在宁波乡下，听的是走书。后来回了上海，上海人欢喜的有两样，一个申曲，一个评弹，我妈妈听评弹带了我去，对评弹的爱好就从那时培养起来了。
新中国成立后舞厅被禁止，积善坊巷的大华舞厅改成了书场。因为离家近，晚上我就走路过去听。那时候票价是一毛二分，如果要喝茶就加四分钱，说的都是老书。去听的也有些名人，比如盖叫天经常坐车光临，有几次书场里还同我坐在一起呢！
先生去世以后，我打听到大华书场当时屡经搬迁到了惠民路，过去前进电影院的地方。所以2000年开始，我又恢复了年轻时听书的习惯，这16年来从不间断，一直坚持到现在。而大华书场最后也搬回到青年路，就在当年我们大中印刷社边上不远。我住的地方过去要转两趟车，我每天都去，风雨无阻。
大华书场半个月换一部书，有时候是上海评弹团来，有时候是苏州评弹团，反正我是部部不落。
2008年1月下大雪，当时我84岁，还是赶去听王文耀的《万贵妃》。那天我路过官巷口，过了天桥到奎元馆吃碗面。服务员问我，老太太，大雪天还敢跑出来？我说，怎么不行，给你多做生意还不好吗？
倒是书场里的书先生和一同听书的人都认识我。小时候，家里面叫我“大号佬”，现在呢，书场里面很多人叫我“No.1”——在外面，我的人缘也是很好的。
社区“聊天室”里，大家一看孙大姐来了都很欢迎，要我把头一天听的书说给他们听。人家书先生讲究说噱弹唱演，我只会一个说字而已。我说你们跟我去听嘛，5块钱有什么了不起呢？他们不肯，一定要听我的二手书。
我唱得还算不错，社区联谊会的余兴节目我也唱过，《战长沙》和《杜十娘》。我不大要听女声的唱调，倒是欢喜男的唱。特别欢喜张调，它比较靠硬，声音高昂。比如《误责贞娘》：“张教头是怒满胸膛，骂一声，骂声贞娘你不该应！”
说亲身经历 看世道人心
《倾听·人生》新书《梦想合唱团》面世啦，各大新华书店、晓风书屋、当当网、杭报新闻大楼1703室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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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寿老人
第一次听到孙大姐的故事，充满了敬佩。92岁的老人，风雨无阻每天转两趟公交车，坚持去听书。能把一件事认真地坚持若干年，这种认真和毅力是她长寿的原因吗？我很好奇。
当我在电话里和她聊天，就更加惊叹了。她一个人住，身体健康硬朗，买菜烧饭洗衣独自应付生活中的一切，说话条理清晰、耳聪目明记忆力超强，童年时的每件事连细节和时间都记得清清楚楚。
她的经历虽然曲折苦楚，在大时代的背景下，也只算普通平凡。如今，她却是个不平凡的老人。年轻时，遇到困难，冰来将挡，水来土掩。年老时，没有哀怨、没有委屈，只有平静的回忆，以及享受92岁当下的生活。听一场书，说一场书就是生活的最大幸福。
如果人人都有这样的心态，并且有一个能长期坚持的爱好，长寿老人还会有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