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涛（杭州书法院院长、杭州市书协常务副主席）

中国历史悠久，文字起源甚早。但把文字的书写性发展到一种艺术审美阶段，融入了创作者的观念、思维、精神，并能激发审美对象的审美情感，有记载可考者，当在汉末魏晋之间。之所以这么说,并不是忽视、淡化甚至否定先前书法艺术形式存在的艺术价值和历史地位。中国文字的滥觞，初具艺术性的早期作品产生，无不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和时代性。2008年12月14日，杭州余杭区临平玉架山遗址发现了一件刻写了两个符号的刻符大玉璧，玉璧直径达24.6厘米，距今约4000多年。据学者考证，这是迄今首次经正式考古发掘出土的良渚文化刻符大玉璧，也是浙江省境内正式考古发掘出土的最大一件玉璧。这一重大发现，对于研究中国史前文字、宗教刻符、良渚文化聚落形态等具有重要意义。经专家仔细辨识后确认，一个符号刻写在玉璧正面，另一个刻写在玉璧边缘内凹处。笔者认为，刻符很可能是史前文字符号，是早期杭州书法的形态。良渚文化时期的杭州书法处于一种原始、古朴的状态，原始的刻画符号，往往线条与图画交融在一起，是社会文明的标志，每个刻符都是先民思想的闪光点，孕育着杭州书法的源头形态。

夏商周以降，吴和越是活动于今长江以南的东南地区的两个土著部族，逐步形成了和而不同的吴越文化。以书法论，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越国的鸟虫书，它是一种比较修长的、带着象形意味的文字形态，也是绘画意味很强的文字形式，呈现出江南一隅的浪漫主义色彩。鸟虫书把文字有意识地美化成艺术品，并使之艺术化和装饰化，是杭州先民对文字书法美有意识追求的体现。

吴越文化的内质精神成为杭州书法发展的动力之源：一是具有内在特质的心态，促进了杭州书法的快速发展，也使得杭州在汉晋以后成为中国书法的重镇；二是具有超越自我的创新意识，历史发展证明，杭州书法有着包容与超越的精神，既超越地域的局限，又超越自身观念的局限，创造性地发展；三是具有重文重教的文化温床，大约在东汉以后，吴越地区就出现了一种对高层次文化和艺术不断追求的全民意识，藏书、读书风气盛行。在这种环境之下，杭州书法人才辈出，名作不断涌现也是必然的。

应该说，考察一个区域的书法发展史，研究其早期的书法形态与精神特质尤为重要，因为萌发期的艺术特质往往是构筑在区域书法发展的基础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