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周建初 整理 孙磊

我从家里拿了翻土的工具：土箕、扁担、铁耙，挖了一个多月。

我初中毕业后，跟着省考古队干了15年的农民工，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进入海宁博物馆工作，甚至，还担任盐官文保部主任。

我家在海宁周王庙镇星火村，1987年我14周岁初中毕业在家务农。1988年下半年，我们村里有个高土墩，星火窑厂要挖泥取土制砖，结果挖出了许多东西，一般老百姓都不知道是什么。

有个懂一点的长辈叫沈瑞康，他看到这个东西，知道是文物，立刻向海宁博物馆汇报。

1988年9月，省考古队来了，领队是刘斌（现在是省考古所副所长了），当时还不到30岁，他后来成了浙江“两创”人物，良渚古城就是他发现的呀。

刘斌是吉林大学考古系毕业，吉大和北大在中国考古界是数一数二的。他成了我的“进门师父”，直到今天，我依然这么喊他。

考古发掘需要找人帮忙挖土挑泥，反正种地和考古都是挖泥么，我就报名去了。我从家里拿了翻土的工具：土箕、扁担、铁耙，挖了一个多月。

这是我参与的第一个考古项目：海宁荷叶地遗址考古发掘。

当时全村有20多个人去，我是比较卖力的，挑土很实诚。考古项目结束了，刘斌问我们村里的几个少年：“愿不愿意跟考古队到杭州去，刮地、铲边，做技术工？”

大多数同村少年都没兴趣，因为日工资只有3元，而在家里找点活干干都有4元以上，会抓蛇抓黄鳝的少年，一天的收入比挑泥多，至少有5元钱以上。

我不会抓黄鳝，也没有其他技能，更好奇这个考古工作，也想到外面看看世界，就跟着考古队去当了农民工。

虽然考古队给的工资略低于乡镇企业，但胜在工作时间短，一天只要挑土6个小时。那时在乡下干活更苦，离家去杭州时，家里正在剥络麻，是力气活，一天下来，手指都被络麻皮割出道道红痕，很痛的，晚上还得披星戴月的在田里干活。相比起来，考古工作轻松多了。

我挖了5年土，才渐渐懂得如何辨认出哪些迹象是墓葬，哪些迹象是灰坑。

1988年10曰5日，这个日子我记得特别牢。这一天，我坐上省考古队的吉普车，到了位于瓶窑的考古工作站，10多个技工，我也成了他们中的一分子。

平时在工作站中跟着老师傅们学习修复器物，在凌乱的陶片中寻找可以对接的陶片，进行黏合。这活讲究的是细心、耐力和经验，必须把握弧度和位置，稍有偏差，器物就合不起来，

一段时间后又跟考古所的老师们学习画器物线图，线条粗细是否均匀，弧线是否流畅，尺寸是否正确，都需要较长时间的磨炼。野外发现文物时，就要跟着考古队到野外进行挖土了：看探方、分析出土遗物、琢磨地层、做好记录、写好总结。

1989年上半年，我参加良渚庙前遗址发掘。

在工地上，我们就是把古文化地层平面用铁锹铲平、铲光，看土色和土质，对照地层，查看细微的遗物颗粒，选择合适的光线多次辨认，或者大家一起来研究，是否有古代的灰坑、房基、墓葬或者其他迹象。碰到重要的迹象，如墓葬，就要仔细地清理。

你们在新闻上看到的考古现场，那些骨骼线条清晰的遗骸，都是用竹片一点点剔出来的，有松土时用毛刷弄干净，绝对不能对文物进行移位，以免以后做研究时会出现差错。

有时候是个灰坑，说白了就是古人的垃圾填埋场。古人的生活面一般是黄褐色土，土质较硬。刮干净后，有的能看出是长方形的，或者断断续续的闭合。清理后，大多数是竖穴土坑墓葬，这需要一定的工作经验才能看出来。

我挖了5年土，才渐渐懂得如何辨认出哪些迹象是墓葬，哪些迹象是灰坑。

我们技工是哪里需要就到哪里。1989年秋，在衢州龙游，我参加仪冢山汉墓的考古发掘工作。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负责全省的文物考古发掘工作，共有考古发掘领队资格的老师有10多人。这次的考古发掘队长是沈岳明老师，考古发掘中，队长让我尝试主持一个墓葬的发掘工作，清理，画图，记录出土器物。

清理墓葬要非常小心，遗物中主要有玉器、陶器、石器等，但更要关注有些动物骨架和有机物。特别是玉器，和现在的玉器不太一样，基本不透明的，像1988年海宁荷叶地遗址，窑厂取土时挖出来的玉璧，被不知情的老百姓随意扔在地上，有人想敲开来看看是什么？结果把整个玉璧敲破了。

1990年下半年参加了余杭卢村遗址发掘。1991年2-3月参加了余杭汇观山良渚文化祭坛与墓地的出土文物修复工作。同年4-5月参加了余杭上口山遗址的发掘，同年6-7月参加海宁达泽庙遗址的整理修复工作。

野外考古工作是很锻炼人的，有时清理墓葬要趴在那里一两个小时。有时也很空的，但我总是找事做，铲边、收集遗物、写总结。

下雨天，有的技工休息了，我就搞陶器修复。老师傅们传下来都用环氧树脂和固化剂等材料修复陶器，胶住后放在沙盘里。这种化学材料要过24小时才能使两块陶片黏合牢固，太慢了。

1991年11月参加嘉善大往遗址的第二期发掘，属于马家浜文化时期。

1992年7-9月参加江山碗窑窑址发掘，同年10月-1993年12月参加余杭梅园里遗址发掘。

1994年参加余杭瓶窑花园里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

1995年参加海宁佘墩庙遗址发掘，电视记者来采访，一个镜头扫到我，被熟人看到，大大惊讶：“哦哟，你居然上电视了！”

我重回考古队，干起了“游击战”，有时在考古工地上，有时在家里。

虽然，我的工作环境接触的都是省内乃至全国首屈一指的专家，有时还有日本考古学家来交流学习。但是，村里人没觉得我做考古工作很有文化，就跟出去打工差不多。我每次回到家，都听别人说，谁在工厂做多少多少，你才拿这么一点。

1995年那个项目结束后，我脱离了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技工只是临时工，因为到结婚年龄了，我回家了。

这么多年和考古所的老师们吃住、工作在一起，总有一份情缘在里面。

偶尔，我会找个公用电话跟师父刘斌联系一下。

他说：“我们有考古工地时就跟我们出去，没工地时就在家做事，照顾一下家庭吧。”

于是，我重回考古队，干起了“游击战”，有时在考古工地上，有时在家里。

1996年，我参加嘉兴南河浜遗址（崧泽文化）发掘修复工作。这个是部落居民的遗骸，看牙齿的磨损程度，20岁左右，从随葬品的数量和质量大致可以判断出此人在部落中的地位，又可以从整个遗址的情况来推断出它处于什么阶层。

1997年至2000年间，我断断续续地在上海和嘉兴地区参加各类考古发掘和器物修复工作。

2001年，我打电话向蒋卫东老师问候，他后来做过良渚博物院院长。

蒋老师说正在桐乡的一个考古工地，就是后来的新地里遗址，喊我去帮忙。那儿每天出土的陶器数量非常大，用环氧树脂修复，根本赶不上进度，我就开始试用502胶水修复。

陶器刚出土时很潮湿，得先把陶片晾干。泥质陶片之间缝隙比较大，用502黏不上去，我们就用泥末碾成粉，塞到缝隙里，再用502胶水黏起来。记得有一件陶器，陶质很酥松，陶片只有手指甲盖那么大，手稍微用力就会变形，我用了一个星期才把它修复好，一数有近300片，而一般的陶器只有30片左右，陶器上还有简化的飞鸟纹饰。看到这样的陶器能修复成功，真的有一种成就感。

新地里遗址一共出土了上千件文物，边发掘边修复，前后花了8个月。如果用环氧树脂老办法修复，四五年都没法完成。

这个项目，被国家文物局评为田野考古三等奖。

2008年，我通过努力，考进了海宁博物馆的编制。

2003年11月，我的人生出现了一个重大转折——省考古所把我这个农民工，推荐给了海宁博物馆。

原来，2002年，海宁在平整土地时发现了一个遗址，作为重要的遗迹在研究清理，但苦于缺乏专业考古人员，一直不知道这个遗迹是干什么用的？如何清理？

海宁博物馆实在搞不定，就向省考古队求援，当时省考古队就在桐乡新地里。

结果到海宁一看，说这就是个现代麦田的沟，还没到古文化地层呢。这个项目就是海宁的博儒遗址。

事情解决了，同时也暴露了一个问题：海宁博物馆比较缺乏考古工作人员，专家们都认为，我的能力足以胜任这里的考古工作，而且我本来就是这里人嘛。

于是，省考古所推荐我去海宁博物馆工作。当然，没有编制。

这份临时工，我干了5年。

在博物馆工作时，我有空就开始摸家底，把角角落落走一遍，还翻看各种古籍，比如《海宁州志稿》，史料和文物有机结合。既然吃这碗饭，总要清楚家里的情况啊，人家说起来海宁博物馆里都研究什么，你总不至于一问三不知嘛。

摸底的时候，我才真正感受到考古的魅力，跨越千年，和古人对话，那种精神上的愉悦，与物质层面的满足很不一样。

2001年起，我感觉社会上招聘都需要大专的硬杠杠，开始自学考。2002年函授时英语顺利过关了，这要得益于16岁时无聊中把高中英语都自学了，没想到后来派上了用场。2007年大专毕业。

学习中，两本书对我这影响特别大：《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邓小平理论》。辩证法对考古工作很有用，教会我如何看待问题、扩展视野。也同样能让我更好地处理各种人际关系，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帮助。

2003年，我第一次在中国人文核心期刊《东南文化》上发表了《海宁金石墩遗址的考古发掘简报》。以后陆续在《嘉兴文博》、《海宁文博》、《浙江文物》等期刊上发表了有关海宁的文物情况的文章。

2008年，我通过努力，考进了海宁博物馆的编制。

到2014年，我共发表了10多篇有关文物的论文和考古发掘简报。其中在《中国文物报》上的《江南古镇——长安》受到了老师们的表扬。

尽量还原历史的原貌才是考古的目的。

好些人私下来问：“你去挖古墓，每天经手那么多文物，随便拿个一两件出来给我呶！”

我真是哭笑不得啊。

首先，考古现场又不光是我一个，很多人的，挖掘、整理、记录、拍照……每个环节都有人负责，非常严密，想动手脚没那么简单。

其次，做考古工作的，自己不能收藏与工作有关的文物，更不要说拿文物了。

老师们经常给我们宣传偷盗文物的案例。结果是得不偿失，没收了钱财，还进了班房。

考古大部分都是很枯燥的，比如发掘长安闸，要去找水利志、临安志，再结合考古实践，才能梳理出长安闸的形成、发展、功用和历史地位。

我跟亲戚、朋友不太交流考古上的事。因为，在我眼里很珍贵的新石器时代文物，在他们眼里就成了破铜烂铁，“什么破石头，值多少钱啊？”

这是社会上普遍的对考古工作的偏见。

考古不是单一研究某个东西有多少值钱，而是研究古代社会的结构问题，要把一个文物放到整个的社会架构体系中去，看它的产生是基于什么背景，它在社会中的作用是什么，它和其他文物相互之间是什么关系……尽量还原历史的原貌才是考古的目的。

这些由点及面的故事，说来就话长了，跟亲戚朋友们三言两句根本讲不明白，他们没有兴趣，我也就不说了。

我最怕的就是文言文，尤其是不断句的，读起来那叫一个吃力啊！

2008年我们有过一次重要的保护工作，从盗墓分子手里抢回一个新石器时代的遗址。

那时候，国家在海昌街道经济开发区征用土地开发建设，一些盗墓分子就蠢蠢欲动了，凡是高的土墩，他们都会用铁锹去挖个洞看一看。

挖洞的目的就是看看下面是什么土，进而判断是什么年代。考古时，要把耕土层的表土挖掉，到了古文化层，就要慢慢地清理各种遗迹和遗物了，要清理到生土为止，就是地球形成以来没有人类活动过的土层。

怎么判断生土呢？就是没有人类遗留下来的物品，里面很干净，质地很细腻，一般的文化层里有陶片、瓷片、砖头、瓦片，骨头等，土色还不一样，青一块黄一块。像嘉兴一带最深的也就七八米，大部分两三米左右。因为浅，盗宝的人很多。整个海宁地区还有100处古人类生活的遗址，都属于新石器时代的。

我们听到消息就跑去看，发现是一个新石器时代的遗址。结果，出土了800多件文物，其中有不少稀有的玉器石器。

我们在野外工作时，一般不会和文物贩子、盗墓者接触，他们看见我们早就逃走的。他们和我们，是水火不相容的呀！一个是保护文物，一个是破坏文物。

2010年8月，海宁市成立了文物保护管理所，2014年海宁文保所盐官文保部主任退休，就让我顶上了。

省考古所的良渚文化专家王明达讲课时经常会提到我：“一个技工，他在写作能力方面也许比不过本科毕业生，但他具备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在动手能力上就要强很多，可以和本科生做一个互补。”

在省考古所当技工的那几年，主要学三样：修复、画图、记录（墓葬记录、探方记录）。我这些年大概修复了近3000件文物，数量虽然大，但这属于很一般的技术活，真的都是农民工做做的，唯手熟耳。专家不做这种事，他们是搞研究的。

比如，画图就是个无止境的事情，器物在哪一点上需要特别注意？哪一点画出来要引起人重视？器物的形成、玉器的纹理如何表现？考古所在这方面最厉害的就是方向明老师，他时常有创新，而我至今还学不会。

有人说，用影像、拍照来记录文物不是最方便吗？

错啦，很多东西拍照体现不了，只能通过画线图，去表现器物的厚度、内部结构、质地、纹理、瑕疵等，比如一个圆珠内部有个孔，孔里还有螺纹，它怎么钻孔的？用的是什么工具？陶器上某个部位的衔接，你用什么线条来表现呢？这种画图方法就只有专家才会。在他们面前，我只是个小学生。

正规科班教育的缺失，对我工作还是蛮有影响的，我最怕的就是文言文，尤其是不断句的，读起来那叫一个吃力啊！史料都没有标点符号，还有很多通假字，还有篆书隶书也很头疼。比方，盐官出土了一个碑，你连字都不认识，更不用说其他的了。

我很感谢年轻的时候，能跟着省考古队南征北战，和专家们同吃同住，领受过大学者的观念和方法，这是一段不可复制的经历，也对我的一生都卓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