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程鹏宇 实习生 李依婷 通讯员 谢力 高鹏芳

2016年1月1日，浙江省全面启动深化林业综合改革。到2020年，林业行业年总产值将达到8000亿元，全省森林覆盖率稳定在61%以上，全省森林保有量达到9000万亩。

时间回溯到36年前，中国的历史在安徽小岗村这里拐了个弯。

18个衣衫破旧面色饥黄的农民哆哆嗦嗦地按下手印，正式掀起了改革的大幕。这一晚立下的破纸条，也最终上升为中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彻底打破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而当时摸索出来的“分田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开始向更多领域延伸。

受目前的林业政策法规等影响，“工商资本进入林业限制较多”“国有林场负担重、缺乏活力”“产业层次低、竞争力弱”，甚至“在自己承包的山上砍树也有很多规定”，“在山上建一些基础设施、建蓄水池也要走很多程序，麻烦的时候都不一定能办下来”，林户们都期望，“能和当年小岗村那样，把林分到户，保证合法的承包经营，给我们政策上更多的支持。”

如今，这场不亚于当年在小岗村里按手印换来的改革，终于来了。

按照顶层设计方案，国有林场将通过改革实现政府兜底，更多的承担生态公益功能；集体林场则通过改革剥离经营权与承包权，实现林地的流转承包与租赁抵押，最终与市场接轨的目标。这与当初小岗村的改革如出一辙。

集体林场篇：安吉的改革摸索

集体林地承包“只能在农民手里” “灰色流转”开始出现

事前悄无声息。

就像一月初那场“一眼看去都望不到头”的雪。一同来的，还有今年年初刚刚启动的深化林业改革。

“只是没有想到会这么快。”

胡建军并不知道这份改革的文件在去年12月29日的早上就已经下发到浙江，让他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刚刚在年前拿到手的这几本红色的证。

1月21日，这个在外地“漂”了20年的园林老板从老家安吉的林业局领出了5本《浙江省林地经营权流转证》。这也是安吉发放的第一批林地经营权流转证。

这比他预计的“快了好几个月”。

拿到证的第二天，胡建军就赶紧把这些证带到了自己承包的林场里。

他站在山脚的稻田边，身边堆着“摞起来差不多到膝盖这么高”的合同，和57户林农开了一个小会，“这个证上清清楚楚地写着流转了多少地，是哪户人家的。我流转来以后要做的事情也会跟你们开会说明白的。”

林农们听完就散了，并没有多说什么，胡建军反而轻松了下来。“我2013年回来，跟这些林户打了3年的交道，一家一家地谈，到今年总算谈了2000亩下来。”一开始，胡建军谈成一户就签一份合同，“面积有大有小，都不一定。有的一开始说写一张欠条就好了，有的又分得很细很细，有多少棵竹子，有多少棵树都要列出来，范围从哪里到哪里也都要标出来。”

这些细致的工作进行了3年，关于“怎么承包”的争论也一直持续了3年。胡建军强调了一句，“那时候我们还是提承包这个说法的。”

在他看来，这两个带着些许时代特征的字眼，“多多少少，也算是个搬不动的石头。”

“就跟当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样。”胡建军脱口而出。

在这个与安徽只隔了一座山的小县城里，和胡建军年纪差不多的人依然对分田到户、家庭联产印象深刻。

就在胡建军初中毕业没多久，1981年的安吉也开始实施分田到户。也就在这一年里，安吉的集体林地开始分林到户，“一开始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很多人日子都开始好过了。很少再听说还有去人家借个菜借点米的事情了。”

时间一久，“一些人就发现，有些人家的山只用了一部分，还有很多都荒着没用。”更主要的是，受时代背景的影响，“这些农田、山林的承包经营权只能在农民手里，不能流转给其他人，不然就会犯错误的。”

但在那个“吴仁宝偷偷摸摸办起乡镇企业、王石辞职下海淘金”的大时代里，也有人开始尝试“别的路子”。

胡建军就看到，“一些外面的老板带着一沓钱来安吉承包山林，一次性就付了10年、20年的租金，这可不是一笔小钱。那时候，我们这些一直待在农村的人哪里懂可以租给谁不可以租给谁，差不多都偷偷摸摸地签了合同，再也不管了。”

活络的胡建军也开始依葫芦画瓢。“先从自己村里开始，让他们把不用的农田、山林都租给我，也没有说租多少年，反正就是一年付一次租金。”没多久，自己也成了别人口中的“万元户”了。

这种“在法律意义上不被认可的”私下转包，并没有受到多少阻力，便传开了，并且一直延续至今。

浙江被率先打破“灰色方式”

允许集体林地流转近1600万亩

直到2013年，这种“灰色方式”才在浙江被率先打破。

2013年8月14日，《龙泉市林地经营权流转证登记管理办法（试行）》出台。在这份文件中，首次将林权中的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形成经营权流转的格局。一个月后，龙泉市民就领到了浙江的第一本经营权流转证。

在胡建军看来，这块“搬不动的石头”，最后以这种形式出现了。而这，也正是此次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以前规定只允许农民来承包，现在将承包权和经营权分开，也就允许其他身份的工商资本进入林业了。”胡建军在报纸上看到了这个消息，“一开始也没多想。”

此时的安吉尚未成为这项改革的试点，所有的承包依然以约定俗成的“合同”存在。

与此同时，在胡建军流转山林的过程中，问题随之而来。

“比如我要在山上建蓄水池，需要审批，就要带着一大堆的合同和这个山的林权证去办。但是他们的林权证有的找不到了，有的权属也变更过，这个蓄水池的事情可能就办不成了。”不仅如此，胡建军碰到的最大的问题是，“这些合同拿到银行里没有用，他们不认可，不能贷款。而且，承包了几年以后，有些人看到这块山值钱了，就想涨价或者不租了，这时候合同也没用了。因为法律规定就不允许转给你。”

不过，现在龙泉的流转经验开始在全省24个县市试点了。“龙泉那种方式，是个办法。”胡建军一边继续承包山林，一边开始跑林业局，“让他们也争取一下这种做法。”

终于，在刚刚启动的深化林业综合改革的利好下，胡建军得偿所愿了。言下之意，胡建军也能拿着这本红色的证，“办林地的抵押贷款或者项目审批了。”

“在率先完成集体林权制度主体改革的基础上，开展了一系列调整生产关系的林业改革。”副省长黄旭明在全省林业工作会议上介绍，在此次深化林业改革正式启动之前，“全省累计流转林地面积达1586万亩，共有8600多家非公有制单位投资林业，累计投资额近500亿元。”

国有林场篇：建德的改革路径

从“1000多人”到“改制下岗” 一个国有林场负债1600万

与集体林场处境不同的是，国有林场经历了3次起起伏伏。

也就在胡建军拿到证的同时，在建徳国有林场“待了40年”的谢广森退休了。

“不舍得。”这位经历过3次国有林场改革的老人，双手摩挲着坐在火炉前回忆，“1974年在林场里看电影，4分钱一张的电影票收了50多元钱。”

当时刚刚被分配到建徳林场的吕惠飞也还有印象，就在这个20亩大小的国有林场里，“1000多个人就在一个山湾里看电影，这些人全是我们这些林场里的人啊。”

短短一年之后，面积扩大的建徳林场迎来首次改革。“把我们纳入到了事业编制，还解决了家属96个林工编制。”此时的谢广森一个月的收入已经达到了32.5元。“那时候我们林场也开始自己办企业了，汽水厂、果胶厂、茶厂，还有汽修厂，就我们这一个林场最多的时候都有10多家厂办企业。”

这一幕，也成为他对国有林场最深刻的印象。

可惜好景不长。“上世纪90年代以后，这些厂办企业亏损越来越厉害，人也越来越多，包袱很重，最高的时候历史债务有1600多万。”更重要的是，“木材价格一直跌”，谢广森一比较，“好的时候，1个立方的木材可以养活三四个人，现在要100多个立方的木材才能养活1个人。”

这之后，建徳林场采取了当时各个国有林场都普遍的措施补救，“自降工资，跟事业待遇脱钩，甚至是自谋职业。”谢广森记得，尤其是2001年，“我们在林场职工范围也开始搞起了分户经营，分给你一块山，能赚多少钱都是你的，单位里就给你发养老金。”

这个类似集体林场的做法，让胡建军这些集体山林的林户们摆脱了困境，却并没有救出建徳林场。此时省内的大多数国有林场也都面临着窘迫的状况。

2003年，还在SARS的紧张氛围中的谢广森怎么都没想到，“突然下来文件说林场要改制，解除事业属性，所有的人都解除关系，下岗。”

改革为国有林场兜底

4000万解决历史欠债发展生态

没过多久，谢广森又被返聘回了林场，“就是日常管理一下，没什么事情。”

此时，偌大的林场里只有41个职工了。谢广森也被派往当时收票看电影的山林里，“一待就是三年。就想着日子能早点好起来。”

2008年，建徳开始启动国有林场的改革。“建德三家国有林场，我们根据三家林场的职能、经营模式、发展方向基本一致的特点，将其合并为一家，成立了建德市林业总场，并确定建德市林业总场为公益一类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一手参与这项改革的建德市林业局局长徐俊介绍，“3个林场，一共给了我们100个人的经费，然后又拿出4000多万解决了历史欠债。”

此时已经是建徳林场场长的吕惠飞明显觉得，“比前几年好过多了，退休职工一个月也都有三四千了。”

直到去年3月，国有林场改革开始在全国范围展开。先行一步的建徳林场已经完成改革，并通过了国家验收。

“省政府对国有林场改革试点工作进行重点部署，全方位推进改革，坚持以最大限度保障林场职工权益为原则。通过改革，林场职工工资和社会保险均纳入当地财政预算管理，做到应保尽保，职工收入基本跟上当地同类事业单位同等待遇，工资水平较改革前大幅度提高。”浙江省国有林场和森林公园保护总站站长蒋仲龙介绍。

“接下来就是深化林业综合改革，把国有林场和集体林场搞活，既要守住绿水青山，也要做大金山银山。”徐俊透露，目前建德的深化改革方案初稿已经完成，预计将于今年上半年出台。

记者手记

林业改革实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一块石头扔进了湖里，涟漪阵阵。就像此前启动的国有林场改革和现在刚刚开始起步的深化林业改革一样，各种效应正在释放。

前则的改革，让曾经陷在“怎么赚钱”的国有林场从困境中跳了出来，财政为其兜底从而发展生态。而后则的改革打破了制度上的瓶颈，让“不能流转的可以流转”，使得集体林场的市场化发展有了保障。

结合这些变化，我最大的感受便是，对于想要进入集体林业的工商资本而言，门槛越来越低，甚至之后还会有专门的林业银行来配套，而且在机制上，也越来越灵活。

另一方面，已经完成改革的国有林场，开始越来越多承担公益和生态的功能。最直接的变化就是这次改革要求这些国有林场积极探索国家公园体制的建设。谢广森所在的建徳林场目前就在打造一个国家生态公园。

不过，胡建军在采访中还提到了其他的障碍，“我承包了这么多山，有一部分就是想做经济用材林，但是现在我们砍伐这些用材林，还是有很多限制。采伐的时候要去办采伐证，运输的时候又要办运输证。多少树龄以后的才可以砍，哪些又不能砍，这些都有限制。”

好在，这次把这一项内容也纳入了改革范围。对胡建军而言，从开始回乡流转至今3年1000余天的奔波，终于有了收获。谢广森在那个收了50多元钱电影票的山湾里守了3年的好时光也回来了。他们“面朝树背朝天”的“一千零一夜”终于有了新的开始。

从这些经历中也看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论，在浙江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实践。

从去年3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国有林场改革方案》并在全国范围内启动改革至今，已经将近300天。

目前，这场改革进展如何？接下来，国有林场该怎么走？整个林业都该到哪里去？

2015年12月29日，国家林业局批复：同意浙江省列为全国深化林业综合改革试验区。当天，省委书记夏宝龙与省长李强就分别对此做出重要批示，并两次提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我省的国有林场改革已经在去年11月经过国家局验收通过，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完成改革。”浙江省林业厅厅长林云举表示，2016年浙江林业将全面启动深化改革。

此次改革的主要任务涉及深化林业经营体制改革、深化林权流转机制改革、深化林业金融改革、深化采伐管理改革、深化林业投资机制改革、深化林业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及构建林业生态文明制度等方面。

未来，浙江的林场将沿着这7个方向改革发展。

在2016年新年伊始启动的这场改革，逐渐降临在75万林场职工和更多的人面前。

林业发展数据：

截至2015年

全省累计流转林地面积达1586万亩，共有8600多家非公有制单位投资林业，累计投资额近500亿元；

累计发放林权抵押贷款235.2亿元；

全省森林面积达9074.8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60.91%；

建成省级以上森林公园119处、省级以上湿地公园25处。

到2020年

全省森林覆盖率稳定在61%以上，平原林木覆盖率稳定在20%以上，全省森林保有量达到9000万亩、林地保有量达到9900万亩，重点生态公益林保有量保持4500万亩，湿地保有量达到1500万亩，林木蓄积量达到3.9亿立方米，森林植被碳储量达到2.8亿吨，林业行业年总产值达到8000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