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杨丽 摄影 许康平 通讯员 叶振涛 黄龙

“这是路费”。

老高从管教民警手中接过四张十元的钞票。管教民警又递给他一张存折，存折上有他多余的生活费和在戒毒所的劳动所得，700多元。

老高的家在宁波，这是他第四次进强制隔离戒毒所。每年春节前，都会有一批戒毒学员提前解除强制隔离戒毒。

这天，从杭州拱辰戒毒所出去的有17人，其中7人来自宁波。

强制隔离戒毒，是2008年6月1日起，实施的《禁毒法》所规定的戒毒措施之一。

提前解除强制隔离戒毒，除了在戒毒所表现好，还必须在执行强制隔离戒毒1年6个月以上，才可以。

老高这次在里头待了一年零九个月。

2015年3月，老高在宿舍里被民警带走，尿检结果呈阳性。

老高说被抓前几天，跟人买了1克海洛因，在厂边上的宾馆吸的。2003年，老高才24岁，他说自己“吸白粉是因为被人带着，那时不厉害，吸的时候，头也犯晕”。

但毒品就是一沾上没法摆脱的魔鬼，一年后，老高要注射才过瘾。

2005年8月，他第一次被抓，被送到奉化戒毒和劳教。

老高的爸妈原来在宁波开餐馆，说起来老高也是家庭条件优越，算是富二代。

出来3个月后，他再一次被送了回来。

第三次被抓是在苏州，老高说自己想断了以前的关系，所以带了点钱去了苏州想开服装店。

到了那1个月后，他遇到了朋友的朋友，“一看就是吸毒的，像玩过这个的，我们一看就知道”。

这次出来后，老高发誓戒掉毒瘾。

老高是家里独子，本可以跟着父母开饭店，或者做点小生意，“我爸那时在温州做钢结构生意，我去过，太累了，每天要很早起来，到处跑”，没多久，老高打了退堂鼓。

回到宁波，他找了份厂里熨烫工的活，“老板对我很好”，老板知道他吸毒。老高说，这次出去还是想回厂里上班，老板也同意他回去。

一路送老高回去，从杭州到他家，大约需要两个半小时，也许是在里面时间久，说话的人少，他很愿意和我们交谈。

说起他父亲，他一下停了下来，看着窗外。

3年前，父亲被查出咽喉癌，没多久就走了，“他在医院的时候，我陪的，我没再碰毒品”。

老高近四十的年纪，没有成家，“谁会嫁给一个吸毒者”，学历不高，而吸毒也让他家的经济情况一落千丈。

父亲走了，这些年，家里全靠母亲在支撑。

到宁波后，我们先陪他去了镇里综治办，领表格签字，和禁毒社工老吴接了头。

“我知道他，以前就是我们关注的对象。”54岁的老吴说，他做禁毒社工5年了，镇上170多个吸毒者，像这样四进四出的也就老高一个。

这个镇不大，离镇综治办5分钟的路，就是老高的家。老高开门，院子里晒着三套黑色棉毛衫裤，房门一开，一件皮衣服挂在衣架上，桌上摆着几只鼓鼓囊囊的塑料袋，里面是苹果、橘子、瓜子、花生，还有长鼻王什么的小点心，“是我喜欢吃的”，冰箱里，饮料、蔬菜……堆满了。

老高的妈妈出差去了山西，他用老吴的手机给妈妈打电话，“你快去洗澡，去阿姨家，去浴室，去买手机，告诉我电话号码……” 电话那端，是一个母亲急切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