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白手起家的第一代浙商
他生产的雪糕是我们儿时的回忆
企业的健康和企业家的健康如何做到平衡
是一个沉重又现实的话题
戴天荣这个名字，在浙江不一定家喻户晓，但说起他创立的祐康食品，浙江人肯定非常熟悉。昨天，噩耗传来，这位曾经在商界叱咤风云的浙商企业家走了。
记者 王潇潇
昨天上午，祐康集团发布讣告：
中国共产党党员、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祐康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戴天荣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月21日8时31分与世长辞，享年56岁。吊唁活动将在1月23日9时举行。
关于戴天荣——
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杨轶清：
企业的健康和企业家的健康如何平衡，是个沉重的话题
戴天荣，1961年5月生，浙江杭州人，毕业于杭州大学，是澳门科技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浙江大学MBA研究生特聘导师，上世纪90年代辞官下海。
昨天上午，戴天荣过世的消息传来，在浙商圈引起不小反响。快报记者联系到提出浙商概念的第一人、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杨轶清。
杨轶清说，他和戴天荣比较熟悉，经常有联系。“戴天荣性格很好，待人接物都蛮随和、亲切。在浙商圈子里，他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人物，他的创业经历在第一代浙商中比较典型：虽然当过基层干部，但没什么社会资源，是一穷二白起家的浙商。
“祐康最早是从事食品加工的，做食品企业，看似轻松，但一点也不简单，特别在创业初期。上世纪90年代，在客观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从事这样的产业，需要一定的技术和设备。戴天荣跟我说过，早年为了调试生产线、调研市场、挖掘人才，花了不少精力和时间。他身上有第一代浙商企业家的‘四千精神’，即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
“食品行业是个很特殊的行业，关系到老百姓的健康安全。戴天荣一直都很重视食品安全，对产品质量也有近乎完美的要求。比如2009年建立透明工厂，把整个生产过程向消费者敞开，这在当时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少的。这种艰苦创业的精神、敢于担当的社会责任感，很值得后来人学习。
“在目前经济环境的大背景下，很多民营企业面临巨大的精神压力。企业的健康和企业家的健康，如何做到平衡，这是一个很沉重又很现实的话题。”
关于祐康创业——
他曾到处翻回收箱找棒冰包装袋
了解竞争对手的销售情况
提起祐康，人们十有八九想到的是雪糕。
祐康集团成立于1992年，当年只是杭州机场路上的一家小食品厂。1992年6月28日，祐康第一批紫雪糕下线。谁都没想到，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棒冰厂，会在20多年后，摇身一变成为家喻户晓的现代化企业集团。
在祐康发展史上，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棒冰袋回收箱”的典故。
为了掌握竞争对手情况，戴天荣带着与他一起创业的44个伙伴，定期在杭州大街小巷翻回收箱，把里面的雪糕和冰淇淋包装收集起来，看看竞争对手有几张，自己又有几张。甚至还要翻看内层的包装纸，了解哪种口味最畅销。
对于这件事，戴天荣后来作了解释：丢弃的棒冰包装袋通常会放进纸篓里，去翻看一下，就会发现在某个区域内祐康跟市场其他竞争对手的销售占比，然后再去分析该品种的结构等。
曾用这种最原始、最省成本的方法调查市场占有率的祐康集团，如今销售额平均每年保持30%的增速，一跃成为全省冷饮食品行业龙头企业。
关于食品安全——
食以安为先 他曾死磕食品安全问题
戴天荣曾说，将公司命名为“祐康”，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要造福社会，二是要向消费者提供优质、安全、健康的食品和良好的服务。“今天的质量，明天的市场”，这是戴天荣经常在各种场合提到的一句“质量格言”。
在一次会议上，他举过这样一个例子：祐康每天生产300万支棒冰，假设每人每天吃一支，就有300万个消费，如果产品合格率达到99.999%，就有30支不合格产品，那么，就有30人吃了100%不合格的产品。
如杨轶清所说，戴天荣是一位眼光超前的企业家，很早就关注起食品安全问题。戴天荣提出“百年祐康”战略时说过，要让祐康屹立百年，永续经营，仅仅靠“民以食为天”的理念是不够的，鱼龙混杂势必会带来大浪淘沙，想把企业做久，必须认识到“食以安为先”。
每次到国外考察生产技术、质量监控，回来戴天荣就会灰心丧气，甚至有把企业关门的想法。“如果和这些国际同行展开竞争，那真是太可怕了。可是一回到国内，我又马上信心百倍，雄心万丈了。因为我毕竟看到了差距，而国内其他相关企业甚至还不知道危机已迫在眉睫。”他说。
2009年，祐康集团斥资5亿元率先建设打造食品“透明工厂”——这在当年并不多见，从原料检测到产品输送，全程都向消费者开放。当时，有人说“透明工厂”是作秀，也有人认为戴天荣在自找麻烦，甚至连祐康的股东都持反对态度，但戴天荣还是坚持住了。“让监督不只是走过场，而是有据可依，有据可查。”戴天荣说。
身为全国人大代表，戴天荣曾多次提出食品安全相关议案。2013年参加全国两会时，戴天荣共带了7个议案和建议，关系食品的监测、标准等。2014年则带来议案“如何加强食品安全，助推食品行业转型升级”。2015年全国两会，他继续“死磕”食品安全问题，针对农兽药残留标准管理制度提出了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