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公布再审判决全文

从九个方面认定证据不足 宣告撤销原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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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案时间的重大疑问

原审认定，聂树斌于1994年8月5日将康某1强奸、杀害。

判决书说，聂树斌的供述不能证实系1994年8月5日作案。聂树斌在卷的13次有罪供述中，共有9次供及作案时间。在侦查阶段，聂树斌对作案日期的6次供述反复不定，且始终没有供述具体的作案日期。

自审查起诉阶段起，聂树斌的3次供述均明确称是8月5日作案。聂树斌到案初期，无法供出作案具体日期，数月之后反而能够明确、稳定供述，聂树斌为何能从记忆不清到记忆清晰，卷内没有任何解释或说明，故聂树斌关于8月5日作案的供述不足采信。

聂树斌在侦查阶段多次供称，虽然记不清1994年8月初上班的具体日期，但确定8月初歇了两天没去上班，第三天去上班被葛某某批评，是在被批评的当日或次日作案；葛某某证实，1994年8月3日聂树斌是上班的，4日没有上班，记不清是5日还是6日聂树斌来上班时被其批评，聂树斌一气之下离开单位；办案机关调取的出勤证明证实，8月4日至11日聂树斌未到厂上班，印证了聂树斌8月3日是上班的。因此，聂树斌所供的歇了两天没上班应当是8月4日、5日，而第三天到单位被葛某某批评则应当是8月6日。如果聂树斌是被批评的当日作案，应当是8月6日；如果是被批评的次日作案，应当是8月7日。原审认定聂树斌8月5日作案，与在案证据存在重大矛盾。

证人侯某某后来的证言对与被害人最后见面时间作出重大改变。原审卷宗内侯某某的两份证言均称，其妻康某1于1994年8月5日中午1点差5分离家上班，后未再见面。而在本案复查和再审期间，侯某某多次称，当年他的证言中有关与其妻最后见面的时间肯定不对，他8月5日晚上11时许还与其妻见了最后一面。经查，侯某某在原审卷宗内的两份证言分别形成于1994年10月1日、10月27日，第一份证言询问人不明，第二份证言系在预审阶段作出，此前的证言全部缺失，严重影响这两份证言的证明力。现其证言又发生重大改变，导致原审认定的聂树斌作案时间产生重大疑问。

判决书说，原审认定聂树斌于1994年8月5日作案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

作案工具短袖花上衣的重大疑问

现场勘查笔录记载，在康某1尸体颈部缠绕一件短袖花上衣，原审将其认定为聂树斌故意杀人的作案工具。

判决书说，根据聂树斌供述及相关证人证言，聂家当时经济条件较好，聂树斌骑的是价值四百余元的山地车，月工资有几百元，并不缺吃少穿，衬衣就有多件。平时除了上班有些散漫外，无任何证据证明聂树斌此前有过偷盗等劣迹，也无任何证据表明其对女士衣物感兴趣，而涉案上衣是一件长仅61.5厘米且破口缝补的女式花上衣，显然不适合聂树斌穿着，故聂树斌所供偷拿该花上衣自穿，不合常理。

据聂树斌供述，该花上衣是其从石家庄市郊区张营村一收废品处偷取。经查，收废品人梁某的证言与聂树斌供述明显不符，聂树斌所供偷取花上衣的具体地点前后矛盾，该花上衣究竟来源何处，缺乏证据证实。

一是花上衣是否系梁某所丢，没有得到梁某证言的证实。卷内仅有聂树斌供述其从张营村一收废品处偷拿了一件花上衣，但梁某称其捡垃圾、拾废品多年，捡回来的东西没有数，丢没丢也说不清楚。因此，梁某对是否有过、丢过该件花上衣不能确定。

二是聂树斌所供偷取花上衣的具体地点前后不一，有多种说法，不能确定，甚至在改变了此前所供的偷衣地点并作出解释之后，再次供述又出现反复，不合常理。

三是聂树斌所供偷衣地点与梁某证言存在矛盾。梁某证实其捡来的衣物均放在道边晾晒，而聂树斌多次供称是从三轮车上偷取的衣服，并在绘制的方位图上标注了“偷拿衣服处的三轮车”，二者明显不符。

四是聂树斌供述存在随梁某证言改变供述内容的情形。梁某9月29日作出捡来的衣物均在道边晾晒的证言之后，聂树斌10月1日供述的偷衣地点即从三轮车上改为垃圾堆上。

原审卷宗中用于辨认的花上衣照片，与现场照片显示的尸体颈部的衣物存在明显差别，原办案人员事后解释称，从尸体颈部提取的花上衣因受到雨水及尸体腐液侵蚀，为方便辨认，对花上衣进行了清洗。但在卷内对此没有记载和说明，以致用于辨认的花上衣与尸体颈部的衣物是否同一存在疑问。而且，据辨认笔录记载，让聂树斌对花上衣进行辨认时，用作陪衬的3件上衣，有2件系长袖，与辨认对象差异明显，另1件虽系短袖但新旧状况不明，且辨认物均无照片附卷。辨认有失规范，辨认笔录缺乏证明力。

案发当月的考勤表缺失 不能排除指供、诱供可能 受害人的死亡时间和死亡原因

聂树斌所在车间案发当月的考勤表缺失，导致认定聂树斌有无作案时间失去重要原始书证。

判决书说，本案复查期间，证人葛某某证实，聂树斌出事后，办案机关找他问了聂树斌的出勤情况，并拿走了这份考勤表，他曾经让办案人员用后归还，但办案机关没有退还。本案再审期间，原办案人员也承认，当年曾对葛某某调查走访，见到并应当提取了考勤表。

原审认定的聂树斌作案时间存在重大疑问，不能确认聂树斌有罪供述的真实性存疑，且不能排除指供、诱供可能。

判决书说，关于作案时间，先后有被车间主任葛某某批评后的第二天、当天、记不清和8月5日等说法；关于偷花上衣的具体地点，先后有三轮车上、垃圾堆上等说法；关于脱去被害人内裤的时间，先后有将内裤脱下后实施强奸再捡起内裤带走、将内裤脱到膝盖下面即实施强奸再将内裤脱下带走等说法；关于被害人的自行车，先后有二六型、二四型等说法。此外，关于作案动机、被害人年龄和所穿连衣裙特征等事实和情节，聂树斌的供述也前后不一。在卷供述中，聂树斌一方面始终认罪，另一方面又供不清楚作案的基本事实，特别是对关键事实的供述前后矛盾、反复不定，不合常理。

聂树斌供述的作案地点、藏衣地点、尸体上的白背心、颈部的花上衣及被害人凉鞋、自行车的位置等，虽然与现场勘查笔录、尸体检验报告等内容基本一致，但由于以上事实都是先证后供，且现场勘查没有邀请见证人参与，指认、辨认工作不规范，证明力明显不足，致使本案供证一致的真实性、可靠性存在疑问。

聂树斌曾经供述自己本来想不说，后在办案人员“劝说和帮助下说清整个过程”；聂树斌供述偷花上衣的地点存在随证而变的情形；一些笔录显示讯问内容指向明确；参与现场勘查的办案人员曾称被安排到讯问场所与聂树斌核对案发现场情况等，故不能排除存在指供、诱供的可能。

原审认定康某1死亡时间和死亡原因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原审认定康某1于1994年8月5日17时许在下班途中被聂树斌强奸后勒颈致死。

原办案程序的明显缺陷

申诉人及其代理人提出，聂树斌被抓获后，被违法采取强制措施，所谓的监视居住实际上是非法拘禁；现场勘查违反法律规定；卷宗中存在签字造假等问题，不排除伪造或变造案卷的可能。检察机关提出，原审判决所采信的指认、辨认笔录存在重大瑕疵，不具有证明力。

判决书说，办案机关在没有掌握聂树斌任何犯罪线索的情况下就将其抓获，对其采取监视居住措施，且监视居住期间一直将其羁押于派出所内，违反了1979年刑事诉讼法及公安部1987年《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的有关规定。

本案现场勘查没有邀请见证人参与，且勘查笔录除记录人外，其他参加勘验、检查人员本人均未签名，违反了1979年刑事诉讼法、1979年《公安部刑事案件现场勘查规则》及公安部1987年《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的有关规定。

原审卷宗显示，办案机关组织聂树斌对现场提取的花上衣、自行车和康某1照片进行了辨认，对强奸杀人现场、藏匿康某1衣物现场进行了指认，并制作了5份笔录，但所有辨认、指认均无照片附卷；对现场提取的连衣裙、内裤和凉鞋，未组织混杂辨认，只是在讯问过程中向聂树斌出示；对花上衣、自行车虽然组织了混杂辨认，但陪衬物与辨认对象差异明显；对康某1照片的混杂辨认，卷内既未见康某1照片，也未见两张陪衬照片。上述问题，致使辨认、指认笔录证明力明显不足。

判决书说：“经鉴定，原审卷宗内的送达起诉书笔录、一审宣判笔录及多份送达回证上聂树斌的签名虽系办案人员代签，但指印均为聂树斌本人所留，故对诉讼代理人提出的办案机关伪造或变造卷宗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综合新华社、最高法官网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