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打全国青少年锦标赛时，我跟队友一起在看台上看比赛，他们就指着远处一个女孩说：“你看，广东队那个女队员，叫谢杏芳。”我们一片惊呼：“哇，腿好长啊，个子好高啊。”

这应该是打羽毛球的里面长得最漂亮的女生了吧？那是我第一次听说谢杏芳这个名字。我根本没有什么非分之想，首先她大我几岁，跟我不是同一批，而且我想人家肯定有男朋友。

那次比赛后没多久，我们在福州的铜盘基地训练，教练说：“今天会有中国青年队的运动员过来，他们要在我们这儿备战亚洲青年锦标赛。”那是1998年，我15岁。

我突然就看到她站在队伍中，没敢多想，但心里暗自欢喜。

之后有一天教练突然宣布：“林丹，你今天下午陪谢杏芳打2点到4点的训练。”我嘴上“哦”着，其实心中窃喜。整个下午，我俩只是默默地打球、捡球，也没有聊天，更别说要电话了。因为训练的时候教练都在，所有队员也在，根本没机会讲话。而且，那时候大家都还没手机呢。

20岁 那天我特别开心，载着阿芳找了一家日本料理店

2003年底，我们来到福建晋江，备战第二年的汤尤杯。我是福建人，跟晋江基地祖昌体育馆的馆长张汉民很熟。

快过年了，队里决定办一台晚会，谢杏芳抽奖中到一部手机，她跟队友说，想给她老爸换一部手写的。我听到后就自告奋勇，说：“可以啊，我去帮你换。”她犹豫了一下，说：“那好吧。”

于是，我就去找张汉民：“你开摩托车带我出去找家手机店吧。”所以，全世界第一个知道我开始追谢杏芳的，应该就是张汉民了。换回了手机，我就自然而然地跟她要电话号码了。

那时候，张哥（张汉民）老开玩笑叫谢杏芳“秋香姐”。有的时候，我会跟张哥一起去肯德基买吃的回来。买完经过他家门口，他说要不去他家吃吧，我说，“不去了，我给人打包的。”张哥就又开玩笑：“嘿嘿，给秋香姐的吧。”

在集训快要结束的时候，我给阿芳发短信，约她出去吃饭，还特别强调了“就我们两个人”。

我记得还是借的张哥的摩托车。那天我特别开心，载着阿芳找了一家日本料理店。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次约会。

这顿饭吃完以后，我们已经不再是普通队友了。

21岁 我跟阿芳说：“你放心，我会用我的成绩保护好我们的爱情。”

2004年，我已经是队中的主力了，教练对我们还是多多少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也不希望我们表现得太明显。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根本不看好我们，就随我们去了。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有了保护阿芳的冲动和责任。我们都还很年轻，那时我还不到21岁。但作为一个男人，我有责任为对方遮风挡雨，做女朋友的“保护伞”。我跟阿芳说：“你放心，我会用我的成绩保护好我们的爱情。”这是我当时唯一能做、也必须这么做的事。我们的第一个情人节就是在一种即使被全世界抛弃，也不放弃对方的心情中度过的。

我在雅典（奥运会）首轮出局。输球的那一晚，我彻夜未眠，在北京的阿芳也陪了我一整夜。也正是她的一条条越洋短信，让我撑过了最难熬的那段日子。一点也不夸张的是，我发短信把手指都摁肿了。因为时差，其实阿芳比我更辛苦，因为她几乎没怎么睡，第二天就又要起来训练了。

也许我的性格中是带着点“好莱坞式”英雄主义的。迈出了第一步，面对未知时一定是有风险的。也许结局会很惨，但因为年轻，就什么都不怕。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收获的结局比想象中的还要美。

如今29岁的我，庆幸21岁时的林丹有这份勇气、执著和担当。而在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不被看好就不被看好，我就是喜欢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