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吴轶凡 摄影 陈中秋

秋风起，蟹脚痒，大闸蟹又登场了。

大闸蟹，通常说的就是中华绒螯蟹，英文里很形象地叫做“Chinese mitten crab”，直译过来就是“戴拳击手套的中国螃蟹。”

“大闸蟹”这个名字的由来，按照近现代小说家包天笑先生的考证，捕蟹者在港湾间，必设一闸，以竹编成，夜来隔闸，置一灯火，蟹见火光，即爬上竹闸，即在闸上一一捕之，甚为便捷——如此捕到的蟹被称为“闸蟹”，个头大的就被称为“大闸蟹”。

其实杭州人传统上并不管这种食物叫“大闸蟹”，而叫“湖蟹”。方言发音和当年潘玮柏的那首《WuHa》是一样的。“WuHa”是个形容兴奋心情的叹词，却也很契合老杭州看见“湖蟹”那一刻的心情——良渚文化的考古发现里，吴越先民的食物残渣里就有大量的湖蟹壳，这样看来我们吃湖蟹的历史就有5000多年了……

吃湖蟹在江南一直是件很风雅的事情。《楚辞》《世说新语》和李白、苏轼的诗句都记载了江南食蟹的风气，宋代的《蟹谱》记载五代时期吴越国的钱王专门设置了蟹户捕蟹，已经形成官方制度。南宋陆游、明朝徐渭、清初张岱乃至以后的李渔、袁枚，都写过大量有关吃蟹的诗词散文。

有趣的是，近年来，每到蟹季，网上都会疯传一张“1945年的上海贫困家庭，靠吃阳澄湖大闸蟹勉强度日”的照片。然而这大概不是真的——这张老照片据说出自美国摄影师沃特·阿鲁法特(Walter Arrufat)之手，而在他最初的图说中只有简简单单的“Eating Crab（吃蟹）”这两个单词，所谓“穷人靠吃阳澄湖大闸蟹度日”的故事，大概都是段子手的杰作。

其实在清朝和民国，大闸蟹绝非贱物。太平天国极盛时期，在上海最好的大闸蟹卖到5钱银子一只，买办人家的一次蟹宴，单单蟹就要花费15两银子，论单个蟹价，比《红楼梦》中贾府蟹宴的蟹价贵了10倍不止。

到了使用银圆的民国时代，大闸蟹还是高于鲜鱼价格。1932年10月鲁迅在日记中记述了3次：“三弟及蕴如携婴儿来，留之晚餐并食蟹。”鲁迅还专门让许广平选购一些大闸蟹，分别送给日本朋友如镰田诚一和内山完造。而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中负心薄幸的张忠良与王丽珍结合后，那场吃空运来大闸蟹的电影桥段，也是用来表现张如何在骄奢淫逸的生活中一步步沉沦的。可见大闸蟹也不是当时穷苦百姓的日常。而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大闸蟹还是出口创汇的重要物产。

不过大闸蟹或者说湖蟹，也的确有过不被重视的日子。在杭州“王氏水产”门店，一位养了20多年螃蟹、在阳澄湖土生土长的郭师傅告诉我们，他小时候的阳澄湖里并没有那么多“大闸蟹”，蟹苗都是在大约40年前，“由政府投放的”，“为了给老百姓吃呗。”郭师傅说，那时候的大闸蟹确实“很贱”，“想吃就自己去捞”，而且因为湖里养料丰沛，“七八两个头的都有，现在五六两就算挺大的了。”

今年的大闸蟹价格不低，在“王氏水产”的门店里，记者看到，一只五两重的螃蟹，要卖到350元以上。但吃的人还是很多，杭州人对湖蟹的热爱，毕竟是有5000年传统的。

本期的报道，我们也会聚焦在大闸蟹上——毕竟10月23日，就是农历霜降，这是一年中大闸蟹肉质的巅峰。

不过我们并不会把目光局限于鲜美的味道，我们会带你去探寻这座城市里，那些与大闸蟹有关，却不为人知的秘境——天伦精品酒店里拆蟹最快的“扫地僧”，水产店里每天绑1500只螃蟹的西北大姐……

湖蟹是一门风雅的文化，可不仅限于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