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她最怕死，最恨一个有天才的女人忽然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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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编 戴维

《爱憎表》是已故作家张爱玲的未完成散文。名为爱憎，指向的却是童年的阴影。

1937年，17岁的张爱玲高中毕业，在母校校刊《凤藻》上填过一个调查表——“最喜欢吃：叉烧炒饭；最喜欢的人：爱德华八世；最怕：死；最恨：一个有天才的女人忽然结婚；常常挂在嘴上的是：我又忘啦。”

爱德华八世是爱美人不爱江山的英国国王。17岁的张爱玲的眼域视界，都在此了。

谁想半个世纪后，这份少女情怀的调查表被上海学者陈子善从圣玛利亚女子中学的校刊故纸堆里翻了出来，写成《雏凤新声——新发现的张爱玲“少作”》一文发表。已经70岁的张爱玲看到了此文，并触发了她“以正视听”的念头，这在《爱憎表》的开头交代得十分清楚——

“我近年来写作太少，物以稀为贵，就有热心人发掘出我中学时代一些见不得人的少作，陆续发表，我看了往往啼笑皆非……隔了半世纪看来，十分突兀，末一项更完全陌生。都需要解释，于是在出土的破陶器里又捡出这么一大堆陈谷子烂芝麻来。”

但不知何故，直到1995年9月8日张爱玲在美国洛杉矶家中过世，这篇集合了童年爱憎的文章终未完成。去年，这份手稿被张爱玲的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交由研究张爱玲的香港学者冯睎乾逐字整理成文，中文繁体版首先发表在今年7月的台湾《印刻INK文学生活志》上，简体版也在《收获》长篇专号秋冬卷上刊载。

《爱憎表》全文共计两万三千余字。本报获得台湾《印刻INK文学生活志》授权，刊登部分节选，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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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自己父母“叔叔婶婶”

我母亲回国后，我跟我弟弟也是第一次“上桌吃饭”，以前都是饭菜放在椅子上，坐在小矮凳上在自己房里吃。她大概因为知道会少离多，总是利用午饭后这段时间跟我们谈话。

替我弟弟削苹果，一面教我怎样削，又讲解营养学。此外第一要纠正我的小孩倚赖性。

“你反正什么都是何干──”叫女佣为某“干”某“干”，是干妈的简称，与湿的奶妈对立。

“她要是死了呢？当然，她死了还有我，”她说到这里声音一低，又轻又快，几乎听不见，下句又如常：“我要是死了呢？人都要死的。”她看看饭桌上的一瓶花。“这花今天开着，明天就要谢了。人也说老就老，今天还在这里，明天知道怎样？”

家里没死过人，死对于我毫无意义，但是我可以感觉她怕老，无可奈何花落去，我想保护她而无能为力。她继续用感伤的口吻说着人生朝露的话，我听得流下泪来。

“你看，姐姐哭了。”她总是叫我不要哭，“哭是弱者的行为，所以说女人是弱者，一来就哭。”但是这次她向我弟弟说：“姐姐哭不是因为吃不到苹果。”

我弟弟不作声，也不看我。我一尴尬倒收了泪。

我从小在名义上过继给伯父伯母，因为他们就只一个儿子，伯母想要个女儿。所以我叫他们“爸爸姆妈”，叫自己父母“叔叔婶婶”。后来为了我母亲与姑姑出国一事闹翻了──我伯父动员所有说得进话去的亲戚，源源不绝北上作说客，劝阻无效，也就不来往了，她们回来了也不到他们家去。我们还是去，但是过继的话也就不提了。不过我的称呼始终没改口。我喜欢叫叔叔婶婶，显得他们年轻潇洒。我知道我弟弟羡慕我这样叫他们，不像他的“爸爸妈妈”难以出口。

有一天有客要来，我姑姑买了康乃馨插瓶搁在钢琴上。我听见我母亲笑着对她说：“幸亏小煐叫婶婶还好，要是小煃大叫一声‘妈’，那才──”

其实我弟弟没响响亮亮叫过一声“妈妈”，总是羞涩地嗫嚅一声。

“最怕死”

我十三岁的时候独自坐在皮面镶铜边的方桌旁，在老洋房阴暗的餐室里看小说。不吃饭的时候餐室里最清静无人。这时候我确实认真苦思过死亡这件事。死就是什么都没有了。这世界照常运行，不过我没份了。真能转世投胎固然好。我设法想像这座大房子底下有个地窖，阴间的一个闲衙门。有书记录事不惮烦地记下我的一言一行，善念恶念厚厚一叠账簿，我死后评分发配，投生贫家富家，男身女身，还是做牛做马，做猪狗。义犬救主还可以受奖，来世赏还人身，猪羊就没有表现的机会了，只好永远沉沦在畜生道里。

我当然不会为非作歹，却也不要太好了，死后玉皇大帝降阶相迎，从此跳出轮回，在天宫里做过女官，随班上朝。只有生生世世历经人间一切，才能够满足我对生命无餍的欲望。

但是我快读完中学的时候已经深入人生，没有瞻望死亡的余裕，对生命的胃口也稍杀。等到进了大学，炎樱就常引用一句谚语劝我：“Life has to be lived。”勉强可以译为“这辈子总要过的”，语意与她的声口却单薄惨淡，我本来好好的，听了也黯然良久。

但是毕业前一年准备出下年的校刊，那时候我还没完全撇开死亡这问题。虽然已经不去妄想来世了，如果今生这短短几十年还要被斩断剥夺，也太不甘心。我填表总想语不惊人死不休，因此甘冒贪生怕死的大不韪，填上“最怕死”。

或者仅只是一种预感，我毕业后两年内连生两场大病，差点死掉。第二次生病是伤寒住医院，双人房隔壁有个女性病人呻吟不绝，听着实在难受，睡不着。好容易这天天亮的时候安静下来了，正觉得舒服，快要矇眬睡去，忽闻隔壁似有整理东西的响动，又听见看护低声说话，只听清楚了一句：“才十七岁！”

我一听见“才十七岁”就以为是说我。随即明白过来，隔壁房间死了人，抬出去了，清理房间。是个十七岁的女孩子。在那一色灰白的房间里，黎明灰色的光特别昏暗得奇怪，像深海底，另一个世界。我不知道是我死了自己不知道，还是她替我死了。

她想培植我成为傅聪

我中学毕业前在校刊上填这份“爱憎表”的时候，还没写“我的天才梦”，在学校里成绩并不好，也没人视为天才。不过因为小时候我母亲鼓励我画图投稿，虽然总是石沉大海，未经采用，仍有点自命不凡，仿佛不是神童也沾着点边。

她终于要我选择音乐或是绘画作终身职业。我起初不能决定。我姑姑也说：“学这些都要从小学起，像我们都太晚了。”

她很欣赏我的画，只指出一点：“脚底下不要画一道线。”

我画的人物总踩着一条棕色粗线，代表地板或是土地。

生物学有一说是一个人的成长重演进化史，从蝌蚪似的胎儿发展到鱼、猿猴、人类。儿童还在野蛮人的阶段。的确我当时还有蛮族的逻辑，认为非画这道线不可，“不然叫他站在什么地方？”

“叫你不要画这道线──”我母亲只有这一次生气了。她带回来许多精装画册，午餐后摊在饭桌上，我可以小心地翻看。我喜欢印象派，不喜欢毕加索的立体派。

“哦，人家早已又改变作风多少次了，”她说。

我比较喜欢马蒂斯。她却又用略一挥手屏退的口吻说：“哦，人家早又变了多少次了。”

我有点起反感，觉得他们只贵在标新立异。

似乎还是音乐有一定不移的标准，至少就我所知──也就只限古典音乐的演奏。

我决定学音乐。

“钢琴还是提琴？”我母亲不经意似地轻声说了句，立即又更声音一低：“还是钢琴。”我的印象是她觉得提琴独奏手太像舞台表演，需要风标美貌。

她想培植我成为一个傅聪，不过她不能像傅雷一样寸步不离在旁督促，就靠反复叮咛。

“婶婶姑姑你喜欢哪一个？”

“婶婶姑姑你喜欢哪一个？”我姑姑问我，立即又加上一句：“不能说都喜欢。总有比较更喜欢的一个。”

她们总是考我。

终于无可奈何地说：“我去想想看。”

“好，你去想想吧。”

我四岁起就常听见说：“婶婶姑姑出洋去喽！”永远是毛娘或是我母亲的陪嫁丫头翠铃，一个少妇一个少女，感情洋溢地吟唱着。年纪大些的女佣几乎从来不提起。出洋是壮举而又是丑闻，不能告诉小孩的秘密。越是故作神秘，我越是不感兴趣，不屑问。问也是白问。反正我相信是壮举不是丑闻。永远婶婶姑姑并提，成为一个单元，在我脑子里分不开，一幅古画上的美人与她的绾双髻的“小鬟”。

我背过脸去竭力思索。我知道我是婶婶的女儿，关系较深。如果使她生气，她大概不会从此不理我。

“想好了没有？”我姑姑隔了半晌又问。

“喜欢姑姑。”

我母亲显然不高兴。我姑姑面无表情，也不见得高兴。我答错了，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另一个答案也不妥。我已经费尽心力，就也只好随它去了。

亲戚中就数李家大表伯母来得最勤，一日忽笑道：“小煐忠厚。”

我母亲笑道：“听见没有？‘忠厚乃无用之别名’。”

三岁看八十，果然物理不及格

智力测验上有“空间”一项，我肯定不会及格。买了吸尘器，坐在地毯上看着指示与图样，像拼图游戏拼一整天。在飞机上系座位带每次都要空中小姐代系，坐出差汽车就只好自己来，发现司机在前座位的小镜子里窥视，不知道我把他的车怎样了，我才住手，好在车祸率不高。

小学毕业那年演英文话剧，我扮医生，戴呢帽戴眼镜，提着一只医生的黑皮包出诊，皮包里有一瓶水，一只汤匙。在台上开皮包，不知怎么机栝扳不动，挣扎了半天，只好仿照京剧的象征性动作，假装开了皮包取出药瓶汤匙，喂病人吃药。台下一阵轻微的笑声。

在中学做化学实验，不会擦火柴，无法点燃小酒精炉。

小时候奶妈在北上的火车上煮牛奶打翻了，脸上身上都烧伤得很厉害。家里女佣兔死狐悲，从此就怕失火，一见我拿起火柴盒便笑叫“我来我来，”接了过去。但是无论有什么借口，十五六岁不会擦火柴总迹近低能，擦来擦去点不着，美国女老师巡行到座前，我总是故作忙碌状，勉强遮掩过去，下了课借同班生的实验记录来抄。幸而她知道传抄的人多，只要笔试还过得去，也就网开一面。

七八岁的时候在天津听毛娘讲故事，她一肚子孟丽君女扮男装中状元，呆女婿的笑话。这一天她说：“有一个人掮着把竹竿进城门，竹竿太长了进不去。城头上一个人说：‘好了好了，你递给我，不就进去了吗？’”

我点头微笑领会，是真是聪明的办法。

她倒不好意思起来，悄声笑道：“把竹竿横过来，不就扛进城门了？”

我呆了一呆，方才恍然。

其实这也就是最原始的物理。三岁看八十，读到中学毕业班，果然物理不及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