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碗牛肉面都不舍得吃

这样的捐赠在杭图浙图都属罕见

去年八月盛夏的浙江绍兴小城嵊州，到处都是焦躁的蝉鸣声。嵊州市图书馆副馆长费松庆拎了几袋水果，前往医院探望一位已在弥留之际的老人。他叫钱方来，几年来总反复跑去图书馆确认，去世后他所有的藏书一定都要捐给图书馆。几天后，8月23日，钱方来老人离世，享年89岁。

今年春节后，钱方来家人根据老人生前遗嘱，将其藏书打包整理完毕，全部捐到了当地嵊州市图书馆。这一捐可不得了，理出了一个让图书馆上下都震惊的数字，即使不算杂志，藏书量已经超过了1万册。这是什么概念？嵊州市图书馆自清末民初1917年建馆（当时叫剡溪图书馆）以来，到今天全馆藏书量也只有27万册。而且这捐出的1万多册书籍中，有部分民国时期文学刊物，版本保存完好，如开明书局民国26年初版《日本小说名著》、开明书店林语堂译初版《卖花女》、新文化书社版《浮生六记》等等，尤其是老人后来从事文史研究工作时收集的大量地方文献类书籍，极大地填补了当地图书馆藏书的空白。

民间个人向图书馆捐赠1万多册私藏书，这个数量，在浙江图书馆办公室主任詹利华看来，也是不多见的。当我们把这个数字告诉杭州图书馆馆长褚树青时，他同样惊讶：“以前学者或读书人去世后，把自己的藏书留存给图书馆是个传统。后来市场经济活跃，旧书交易水涨船高，有价值的图书往往被后人拍卖或继续留存，即使捐过来，也多是零星。一个老人捐书1万多册，杭州图书馆这些年还没有遇到过。”文 潘卓盈 图 严嘉俊

除了藏书，老人还留下近百本工作笔记和日记本、厚厚一叠自制的读书卡片，以及上千封与出版社和朋友的通信，记录自己的所读所思所想。我从中随手抽了一些翻看，内心大为震动，没有一天，他不在读书写字，老人记下的每一行字，点点滴滴全是和书有关的日子。

老人日记摘录

“1984年7月13日 星期五 晴

阅《傅译传记5种·贝多芬传》，其中有sonate一词，不知为何意，查英汉字典，原来是奏鸣曲。晚上与蔡、汪二老师去看电影英国片《失踪的女人》。阅《贝多芬传》毕已午夜十二时。洗漱后就寝。”

“1982年12月16日 星期四 晴

去丁宗文老师那互相切磋诗歌，他秀了一些诗句，看似平淡，但诗韵和平仄很有味道。他在读《苏东坡诗集》，已抄了厚厚一本。回办公室给元顺写了信，请他方便时去新华书店打听一下，可否有价198元的《二十五史》和价120元的《二十四史补编》。我自己想买一部。夜阅《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毕。”

“1983年3月21日 星期一 多云

本来我因病请假至周四，但代我课的汤老师因母亲病了请事假，因此我仍然去学校上课。午饭后去新华书店购得《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及姜亮夫的《楚辞今译讲录》各一本。夜饭后去李冰处，他出去散步了。我便去盛渠远同志处坐了会，借了本冯玉祥写的《我所认识的蒋介石》。晚批改作文十多本回寝室。”

老人读书卡片摘录

对联（七）

最长的对联

清末江津才子钟云舫在狱中所撰的《拟题江津县临江城楼联》，长达一千二百六十二字。

最短的对联

一九三一年清华大学入学国文试题，别开生面地考了对对联，题为“孙行者”，答案应该是“祖冲之”。这副对联可算是最短了吧。（原题为陈寅恪教授出，仅一考生对“胡适之”得分，而陈源教授对曰“祖冲之”最切。）

老人信件摘录

这是一封台湾台北市广州街8巷的老同学给钱方来老人的信，隔了半个世纪，学弟还记得钱方来当年在宿舍给同学讲文学故事的情景，他在信里这样回忆——

“方来学兄如唔：日月如梭，光阴似箭，忆我们在马仁村嵊中住校时每天朝夕相处，因我们世谊、同学情比其他同学要亲近，住同宿一寝室。晚上就寝后听你讲述岳飞传、三国演义、水浒传，全室同学都聚精会神地听你讲说，其乐无穷。分别后，已有五十年了，只因海峡两隔，不通音信已半个世纪……学弟虞伯钦二月二十八日 拜上。”

这是钱方来写给文艺评论社编辑的信：

“你们好，本人是贵刊的忠实读者，在贵刊的前身《文学研究》的创刊号起就开始订阅，后改刊为《文学评论》，我仍继续订阅。数十年来，从《文学研究》到《文艺评论》从不间断，而且每期珍藏，一本不缺。不料2004年第4期的《文学评论》，邮局没有分发来，很可能被他们遗失了。我们当地买不到这本刊物，不得已写信给你们，并随信附上人民币10元，收到后，请即寄我。不胜感荷。即祝时安。”

为了省下钱买书 永远只点小店里最便宜的快餐

钱方来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出生，父亲是晚清杭州将军府里的厨师，烧得一手好菜，清亡后便跑回老家嵊县开了个小餐馆，到50岁才老来得子，于是给儿子取名“方来”。

钱方来初中毕业时，家中遭遇了一场火灾，便失学在家。文弱书生干不了别的，于是1949年解放后，他跑去当时的长乐区中心国民学校做老师，后来陆续转到嵊县一小（今剡山小学）、城关中学任教，1986年退休。退休后他也没闲着，去当地的政协文史办埋头搞史料调查，比如为辛亥革命时被称为“嵊县强盗”的那帮民间志士翻案，这部分地方文史研究后来还被浙江省历史学会编入《浙江史学论丛》第一辑，2004年杭州出版社出版。

说来有趣，身为将军家大厨的儿子，钱方来活了89岁，却不会烧一顿饭，都在外面买快餐。一个原因是他独身了一辈子，嫌一个人开伙麻烦；还有个原因是认为吃饭太费时费钱了，只要温饱，其他的钱不如拿去买书。和钱方来一起在政协文史办工作过的同事金向银记得：“他连碗像样的牛肉面都舍不得买的，永远只点小店里最便宜的快餐，骗骗肚子。但一旦买书，他却是眉头都不皱一下。”

他晚年借居在姐姐的孙辈家中，60平方米的小屋，一个人住，15平方米用来堆书。书沿着书房的三面墙壁，一直堆到了天花板。家里杂乱拥挤不堪，客厅、厨房、卫生间都蒙了灰，没有一个角落能站人，只有书房窗明几净，一本本书堆得整整齐齐。有位叫徐人松的书法家朋友，去他家探望后出来，提笔写下这首诗:“藏书垒九仞，烟尘蒙三寸，残杯烹粗茶，吟哦陋室铭。”老人觉得做家务和做饭一样浪费时间，只要有书房这片“净土”就够了。

为了订本文学杂志

曾在宁夏荒漠里走了一夜

原嵊州图书馆馆长李冰，毕业于老杭大中文系（现为浙江大学），是钱方来的挚友，虽然小了他22岁，但因都喜欢文学，常在一起交流，渐渐成了忘年交。李冰记忆中，钱方来文革时下放农村，饭都吃不饱了，他还要从牙缝里抠出钱来订各种文学期刊。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李冰还在念大学时，钱方来就常写信到杭州托他买书。一会儿是钱钟书的《管锥编》，一会儿是整套的《莎士比亚全集》。他在信上写道：“文艺月报上介绍莎士比亚朱生豪译本，借来读过非常好，可借期有限不能仔细阅读，想马上购一套。下个月发工资了再还你钱。”在李冰眼里，钱方来一遇到书，就和小孩子的游戏瘾发作一般，“他凡是看到好书，一定心痒难耐，必须立马下手，哪怕饿肚子借钱也是要买的。”

喜欢的作家都要成套买，如果缺了哪一本，钱方来跑遍全国都要去搜集到。他是个鲁迅迷，收集了当时市面上能买到的所有鲁迅作品，唯独缺了《鲁迅手稿选集三编》和《鲁迅手稿选集四编》。他只好给绍兴、杭州、北京等各地的新华书店写信请求函购。结果全国书店统统缺货。钱方来不死心，他查到出版单位后，又吭哧吭哧给对方写了封言辞恳切的长信，终于从仓库里淘来了缺失的最后两本“宝贝”。

钱方来在买书上始终有股常人难以理解的韧劲，比如《人民文学》杂志，从1949年创刊号开始到自己2015年去世，他一本不落，整整收藏了676本。这绝非易事，这本杂志现在仅从创刊到1966年的前198期，网上价格已炒到35000元，但老人最后全都捐给了图书馆。最早开始订阅《人民文学》，寄过来常有失漏，钱方来便写信给上海或北京的邮局邮购补齐。那时候，这本文学刊物可是时髦读物，一有最新的寄到，大家争相抢看，有时也会弄丢。钱方来一咬牙，家里自费订阅两本，一本自己留着读，一本借给别人。

1960年，钱方来被派遣到宁夏附近青铜峡一个山区学校教书。他一放下行李，第一件事便是跑去订自己喜欢的文学杂志。结果最近的邮局在30里路外，中间还隔了片杳无人烟的荒漠，而且没有任何其他交通工具。钱方来一咬牙，走，为了订本杂志，他一个人在荒漠中整整走了一夜。

一生感情专注于书

觉得图书馆是自己至爱的归属

杂志虽能借别人，藏书是万万借不得的。无论好朋友还是领导，向钱方来借书，统统都吃闭门羹。他的理由是，万一弄脏弄破了，肉痛得很，实在舍不得。久了，就有人背后议论，“一个独天地佬（当地方言，指打光棍的男人），还真把书当老婆当儿子了。”钱方来一开始听了，只是无奈笑笑，后来干脆附和：“是，北宋的林和靖是梅妻鹤子，而我却是书妻书子。”

据朋友说，老人在教书时曾有过一个女友，也是老师，但因为他被打成右派怕拖累了对方，提出了分手。后来，1994年，李冰去外地出差，在图书馆无意间发现有位退休馆员就是钱方来旧时女友。那一年，钱方来已经67岁，当年的女老师也已做了祖母。在李冰的安排下，这对昔日的恋人隔了半个世纪，第一次通电话。两位老人都很平和，再不会有惊涛骇浪，就聊些最普通的家常。可是放下电话，李冰发现，钱方来红了眼睛。此后直到老人去世，两人都没有再见面。

这是书痴的一生。他终身未娶，移情于书，和武侠小说中那些江湖武痴一样，孑然一身一辈子，相伴的只有那一本本视如己出的图书，在文学和史学世界里寻找自己的那个殿堂。晚年他唯一放不下的就是自己满屋子的藏书，他不愿意看着自己离世后它们流离失所，他说，“只有捐到图书馆，我才能安心去了。”